郑国跟宋国不同，跟鲁国也不太一样。
郑国的崛起缘于周王室的衰落。西周末年，犬戎发兵攻打周王室，郑武公与晋、秦、卫联合发兵，击退犬戎，协助周平王东迁。因为尊王攘夷有功，郑武公继承其父郑桓公的职位，受封周王室的卿士。
郑武公是位有作为的君王，他文武兼备，精熟韬略，趁势吞灭小国，拓土开疆，郑国国力逐渐强盛，为日后成为中原小霸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到了郑武公的儿子郑庄公继位国君，比之父亲，这位君王更是胸怀大志野心勃勃。他发兵讨伐宋国、卫国，引起周天子的不满。郑国和周王室的关系从甜蜜恋人骤然跌落，最后竟发展到兵戎相见。
结果更是让人大跌眼镜——诸侯国打败周王室，郑国一举成为春秋首位“霸主”。令周天子颜面扫地的这场战役——“繻葛之战”，正式拉开春秋诸侯争霸的序幕。
霸主的背后定有能人贤臣，他们足智多谋，通晓人性，擅长在纷乱的时局中厘清真相，把握时机建功立业。他们施展长才为国家赢得胜利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名声。
郑国国力的蒸蒸日上成就了一位大权臣——祭足。他积累自己的权势后，先后主导郑国四五位君主的废立，把郑国内政搅得一塌糊涂，国力大衰。最后是霸业尽失，沦为普通诸侯国。
君权失势，臣权趁机喧宾夺主——“七穆”开始上台表演。“七”即七个家族，分别是驷氏、罕氏、国氏、良氏、印氏、游氏、丰氏，“穆”则是源于他们都是郑穆公的后代，所以这七个家族统称“七穆”。
郑穆公去世后，“七穆”轮流把持郑国国政。虽都出自同一祖先，越往后血缘关系越远，利益得失跃居第一，相互之间的争斗也愈见频密。“西宫之难”、“纯门之师”、“伯有之乱”、“子晳之变”等标志性的内讧事件，即是明证。
从结局来看，郑国和相邻的宋国有类似的地方。都是权要贵族把持大局，最后是内耗巨大，拖累国力。相应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也在肉搏中互有消长。相较鲁国、晋国、齐国的公室积弱愈弱任人摆布，郑国公室稍微强些。
大国里，跟春秋前期相比，秦国明显沉寂许多，几乎到了杳无音信的地步。中原事务鲜少参与，无论是盟会或是战事讨伐，几乎都不见踪影，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地步。唯一能确定的是，秦国公室仍紧握大权，未曾听闻有超级权贵凌驾于公室之上。
说到楚国，此时正有大事发生。
由于吴国再次对陈国用兵，楚昭王以为身为盟国，必须救援。为此进行占卜，结果是进兵不吉，退兵也不吉。
昭王挣扎许久，终于下定决心。“如果与吴国再次战败，不如死；如果不战而退，就是放弃盟国，逃避仇敌，也是一死。既然如此，还不如与敌决一死战。”
因为预知出师不利，昭王分别叫过三位兄长——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公子启，要他们继承王位。三位兄长都推辞，最后推托不过，公子启勉强答应。
交待完大事，昭王率师去往陈国。未及作战，突然病倒。待大军攻到大冥，昭王已不省人事，最后死在城父。此时陪同作战的三位兄长商议后决定封锁消息，悄悄转移军队，封闭有关道路。
被定为继承人的公子启最终还是推辞了国君之位，他声称，当初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昭王心意太坚决，不好拂逆他的心意。依据宗法制，父死子继，才是合乎情理的。
最后，三人商定，迎立公子章为楚王，后世称为楚惠王。
公子章是楚昭王与越王勾践的女儿所生，年仅十岁。这是史册上第一次记录越国与他国联姻，而且还是四个大国之一的楚国，应该说，其中必有重大的利益瓜葛。一位地处“荒蛮”的小国女子成为楚王的夫人，其子还成为法定继承人，这是难以想象的。
此时的越国，虽说正在崛起，也是与从前名不见经传的自己相比较而言，在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的传统大国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楚昭王于公元前516年即位楚王，父子俩继位时的年纪差不多。继位十年，吴国突袭，爆发“柏举之战”，郢都被攻破，楚昭王带领夫人重臣仓皇逃命。
公元前500年，昭王娶越姬。
从时间上来看，楚国想通过加深与越国的联系遏制吴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如果没有“柏举之战”，楚国跟吴国虽已从势均力敌下降到渐渐处于下风，但是吴国仍难言完胜。“柏举之战”痛击楚王的心脏，他痛苦的意识到，仅凭一国之力，实在难以抵挡吴国一波又一波排山倒海的攻势，必须寻找帮手。
于是，“联越制吴”便应运而生。
对越国而言，能抱到楚国这条大腿是求之不得。越王允常是位怀抱远大的国王，他志在千里。越国要北上，必须拿下吴国，楚国要报郢都被占之仇，矛头也指向吴国。于是，两者一拍即合。因为共同的敌人——吴国，本来只是普通朋友的两家结成亲家。
越国的愿望很简单，只要北上时楚国别来偷袭，越国依靠自己就行。毕竟楚国是大国，高攀别人还要人家出钱出力，不太现实。
楚国的想法也很明了，北上之事可容后再议，只要吴国别再来打扰。如果吴国想做什么，越国只要在后面做点小动作牵制吴国即可。越国的野心楚国是知道的，只要不威胁楚国的利益，楚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排除适当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支持。
所以，公子章被推为楚王，背后的逻辑是清晰的。
跟中原诸侯崇尚内斗不同，争霸的议题由北至南，此时刚刚抵达蛮荒之地。好比时尚从摩登之城到十八县，最后是山旮旯，t型台上已经过时的，山旮旯仍在追捧。
因为国力受挫，吴国又咄咄逼人，楚国不得不转变策略，借越国分散吴国的注意力，以便着手恢复其在淮河、长江流域的掌控力。
在同一时代的某个时点上，尽管面对的大环境相同，因为所处地域、历史成因、文化、外交政策的不同，各国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需要解决的难题也各有各样，不一而足。
对楚国来说，世袭世爵虽能保证大权不旁落，却也阻碍了出身寒微者的晋升之路。别说普通人，核心圈子之外的都很难获得靠近权力中枢的位置。“楚材晋用”、“楚材吴用”、“楚材越用”不断上演，即是明证。这是对楚国长远发展不利的一面。
另一方面，楚国对用人身份的严格筛选使得权力紧紧握在公族手中，最大程度规避了众家世族豪强争相觊觎王位，互殴火拼的局面。
如此看来，楚国只要维系好同越国的友好关系，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便能专注自身的需求，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原诸侯基本都公室微弱，世家强大，根本无心外部事宜。相较之下，楚国的公室强大，优势明显。
环境对楚国显然是有利的。楚昭王在位，虽有“柏举之战”狼狈不堪的失国之错，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出现骄奢跋扈，劳民伤财的败家之举。毕竟，败家子也是要有家底才能硬气的，恰逢家道中落，家徒四壁，只能节衣缩食，一分钱当两分来用。
连续两世都是幼君执政，不知是楚国的幸或不幸？或许，在专制集权的时代，唯一能寄望的只有外部。拥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如芒在背，虎视眈眈，恰似催促奋进的号角。不敢轻举妄动，不敢放纵恣意，如履薄冰，恰恰能渡过难关，杀出一条血路。
若是毫无威胁，形势一片大好，反而危机重重。
权力集于公室，生杀予夺一人操纵，毫无制衡，犹如驾驶一台没有设计刹车的超跑以100英里/小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想想就令人心惊胆战，惊魂丧魄。
从长远来看，楚国要感谢吴国，感谢晋国的联吴制楚。正是因为吴国熊熊燃烧的野心，楚国才被逼不得不求新求变，以期保住在南方的统治地位。
尊重对手，看重对手，其实是变相的激励自己，提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