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欢龙从杭州回来，见张秀兰走访了三个同学，赞扬一番后，就让她开条件。
张秀兰心想他老婆在杭州照料女儿肯定要有一段时间，就提出了让他住在她家的要求，理由是跟他一起探讨已走访同学的人生得失。
庄欢龙答应了，之前少过夜是拿老婆没去杭州来应付，现在老婆去服侍女儿，就编不出搪塞的理由，就答应了下来。
刘国民一心要把六班的同学聚会组织起来，他很在意庄欢龙对同学的走访，获悉到薛吉东的手机号码后，马上发给了他，庄欢龙就打电话跟薛吉东相约。
在城区的一幢装饰颇为气魄的商品房里，薛吉东迎接了庄欢龙，泡上茶后感慨地说：“欢龙啊！没想到学校一别44年，转眼我们都老了，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们从头再来会有更大的成就。”
庄欢龙理解薛吉东所言，人生无非临老了才悟彻一切，便笑笑说：“可惜人生只有一次，而且很短暂。”
“是啊！许多经历的事，当初琢磨不透，等豁然开朗了，机遇也就失去了，我这一生，好多机遇都没有把握好。”薛吉东叹息地说。
庄欢龙笑笑说：“你从事业编制退休下来，在六班的同学中算是很优秀了，怎么还不满足？”
“话不是这么说的，如果凭资历正常的升迁，我一定是公务员编制，唉！这说到底是人心险恶哪！”薛吉东觉得自己的人生很不如意。
因难得见面，庄欢龙也不好意思去评点他的心态不平衡，便问：“这么说，你的人生一路走来有点坎坷？”
薛吉东就打开了话匣子：“出生在有问题的家庭，是我人生的第一坎。凭我爷爷的才识，论资排辈也能当上县长。结果，还没参加竞选，蒋家皇朝被推翻了，爷爷自然就没有好果子吃，算是没罪大恶极，可也判刑15年，你说我倒霉不倒霉？人还没出生，命运就给我摆了一道坎。”
庄欢龙不这么理解：“人的出生是没法选择的，但你也应该庆幸，你的聪明才智是遗传了你爷爷的基因。”
薛吉东来劲了：“这倒也是，在我小的时候，村上的老人们都评价说，我脑子反应快，像我爷爷。”
庄欢龙有点迷惑：“你像你爷爷，那读书成绩肯定很好，不过按照你的家庭历史，你读高中是很难通过的。我村上的一个同学，读书成绩比我好，可他爷爷是乡党部官员，结果读高中就没有通过。”
薛吉东又打开了话匣子：“这事说来话长，还很耐人寻味。爷爷虽然病死在监狱里，但我家作为反动家属，大队的那个主任就小题大做，把我奶奶和我父母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奶奶经不起折腾，病倒后就撒手人寰。没有人性的主任就折磨我父母，父亲是干最苦最累的活，母亲被惩罚清洗马桶，而且必须在出工前完成。”
“可叹我父亲，私塾读了好多年，在大队里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无奈是命运不济，只得受苦受累，别人不愿干的活，队长就逼着我父亲去完成，逢年过节只要有活做，就不让他休息。”
父母遭人歧视，他们兄妹四个也经常受人欺负，薛吉东最小，经常委屈地哭鼻子，父亲很有骨气，就劝导他，“不要心里想着委屈，把心思用在读书上，人家都说你像爷爷，你要跟爷爷一样的聪明，你读书成绩好了，就设法去帮成绩差的同学，他们对你有了好感，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父亲的话让薛吉东开了窍，于是就用功读书，并主动去帮助既调皮又成绩差的同学，他们对他有了好感，就帮指责欺负他的同学。”
“你打小脑子就活络，真的遗传了你爷爷的基因，”庄欢龙赞赏后又问：“但你总不会脑子活络到能说服大队，让他们通过你读高中的政审吧？”
薛吉东故弄玄虚地说：“我还没把关键的耐人寻味的事没说出来嘛！如果我父亲不是意外地捉了那个主任的奸，我也无缘跟你成为高中同学。”
庄欢龙感兴趣了：“你父亲是怎么意外捉奸的？”
薛吉东回忆：
当时生产队都有饲养场，属于生产队的副业，集体饲养场都圈养几头母猪。而母猪产小猪，本该是饲养员的事，可队长偏偏都把接生小猪的差使让薛吉东的父亲来完成。
不是他父亲责任心很强，而是怕产出的小猪让母猪压死，造成小猪成活率低，这样会加重罪责，所以只要有母猪待产，他就呆在猪圈旁守护。
一天夜晚，薛父在守候一头母猪待产，不料有两个人影进了猪舍的柴堆间，他开始是意为两人是偷拿集体稻柴，这些稻柴是给猪圈睡觉垫铺设用的，也是农家人烧饭、烧菜主要的燃火材料。
可时时不见两人出来，这引起了薛父的好奇，他就在黑暗中注视着柴堆间，不料在杂乱的猪叫声中传出男女的呻吟声。聪明的薛父瞬间知道是怎么回事，常遭人歧视的他产生了复仇心理，他想看看是队里哪一对狗男女，就悄悄地走了过去，走近了才打开手电筒，把那对偷奸的男女捉了个现行。
而让他吃惊的是，两人都不是队里的，女的不认识，男的竟是大队的那个主任，尽管他是批判的对象，但不会放过一直迫害他家的主任。
主任见他欲喊人，吓得要死，毕竟这种丑事让人们知道后，会毁了他的前程。不得不跪着求饶，承诺以后会对他家给予宽松对待。
薛父是个理智的人，他酝酿地盘算，如果出口恶气告发，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换个主任，他家仍然是批判的反动家属，倒不如借此要挟他，让家人少遭点罪。他很有谋略，恐那家伙事后没证人地撒赖，就让他拿出纸笔写上了保证。
庄欢龙倒是佩服薛父的智慧，便好奇地问：“我倒搞不懂了，那主任偷情怎会跑到你们生产队的饲养场？”
薛吉东解释说：“也许我队的饲养场离村庄比较偏远，是他们幽会最好场所。”
“那主任做到了吗？”庄欢龙问。
薛吉东说：“他算是做到了极限，批判时不再重复我家的反动历史，至于劳动的惩罚，他只能私下里跟我父亲打招呼，我父亲也就没办法计较。在对我读高中的问题上，我父亲就要求他通过，他为难了，因为按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我父亲就要挟他，如果帮不了忙就把他那丑事公开出来。他没办法，针对我读高中一事，上下游说，先是说我爷爷已经病死，二是我父母接受劳动管制态度老实，三是我读书的成绩确实很好，算是他全心竭力，让我通过了读高中的政审。”
庄欢龙感慨说：“你得亏得有一个有文化的父亲，而且极具智慧，如果他头脑简单的意气用事，喊人让那个主任出丑，仅仅是出了一口恶气，你也读不了高中。”
薛吉东也感慨地说：“是啊！如果我父亲没让那个家伙写上保证，一旦他不认账，还反遭受报复，人们也不会相信我父亲真正的捉奸，你想哪！一个在台上，一个是批判的对象，谁有话语权？”
“那高中毕业后，你是怎么对待自己的人生？”庄欢龙问。
薛吉东说：“还能怎样？我高中毕业后，父亲就告诫我，说我读了高中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约束好自己，被人歧视无所谓，千万不要认为自己读了高中去抗争命运，那将会是自取其辱。经历了高中，我自然懂得了不少世事，老老实实地做一个社会垫底的人，不眼红同龄人参加各种活动。”
“那你为什么不去参加高考呢？”庄欢龙问。
薛吉东叹息地说：“还不是因为不让当兵体检，就认为高考也会被阻止，再说那个主任也下台了，没人会帮。现在想想，我当时是太自卑了，想法也极为幼稚。”
庄欢龙心里在想，薛吉东自认为读书成绩好，可在高中两年里，他的成绩在六班的同学中也不怎么出类拔萃，如果他当年去高考，估计也不一定能考取。这当然不能明说，便问：“那你是怎么把握自己命运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