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菊妹苦笑说：“哪有什么志向啊！生在农村就是当农民的命，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张秀兰说：“时代在进步，何况你又是高中生，77年国家不是恢复高考了吗？”
金菊妹感慨地说：“哪想到国家会恢复高考？不过我在高中的读书成绩也不怎么好，就没有去报名。大队里74、75、76这三届的高中生都去报名，结果一个都不录取。倒是我们六班有好多同学录取，我们这片有庄欢龙、钱敏、蒋国英、谭明云，你们这片你知道吗？”
张秀兰就把知道的说了出来，完后说：“郝友算不得这片或那片，我们六班总的录取了12位，不过他们的成绩本来都很好。”
金菊妹叹息说：“看来，我是六班最差劲的一个。”
张秀兰解释说：“也不能这么说，还有许多同学同样没考上，我也去考了，高考毕竟有难度。”
金菊妹自卑说：“但大家都很有出息，像我们这片的陈根林、刘国民、张伟其。我最佩服的是刘国民，在班里男生中，长相也是差劲的一个，想不到他发迹后桃花运特别的旺，听说他身边的那些相好特别漂亮有姿色。”
张秀兰对刘国民算是很了解，但她不能透露他的风流史，便好奇的问：“你对他知道多少？”
金菊妹说：“我知道的也不多，听说他厂里有一个叫辣妹的女人，丈夫犯法进去后，她就粘上了刘国民，不过她很有能力，还帮刘国民管理企业。”
见没听出什么奇闻，张秀兰也就返回话题：“那你是怎么打拼生活的？”
金菊妹说：“哪有目标打拼呀！就小农意识，面向黄土背朝天，夫妻俩就是修着地球挣工分，好在只生一个，家里四个劳力负担一个孩子，日子也算过得去。”
张秀兰想到自己考试进厂，便问：“你们就认种田的命？没去考镇办企业？”
金菊妹回答说：“我生了女儿后，把心操在孩子身上，课堂里学的知识基本上都还给老师了。老公是初中生，文化比我还不如，再说我们又没有好的社会关系。”
张秀兰说：“后来不是乡村工业发展了嘛！”
金菊妹认可说：“是的，大队小工厂是发展了，开始每家就安排一个职工指标，人家大多让男人进厂，我家当然也不例外，我就让丈夫先去小工厂，自己种责任田。”
张秀兰说：“我们是在毛纺厂谈的恋爱，后来分责任田，我们是带出来的。”
金菊妹说：“那你们夫妻俩做得肯定很苦，不过收入也就增加了许多。”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厂的。”张秀兰问。
金菊妹说：“在村里我是最后一批进小工厂，年纪超过三十了，没有什么能力，就普工一个，做的都是杂打差，我也不敢学技术，想的是只要上满一天班，就能挣到一个工。”
“你这么按部就班，工作不觉得枯燥？”张秀兰问。
金菊妹洒脱地说：“习以为常了，平凡人有平凡人的活法，之前在大集体的田野里，男女干活在一起，相互间聊天拉家常，打发时间不觉得枯燥，后来分田到户都在自己的责任田，男人基本上都进厂，田里的活都是女人在做，各自单干也就没法聊天了，心思用在种好责任田。到了小工厂，做的是杂打差，一些男工满嘴跑火车，对女工调侃是浑话连遍，倒也没有枯燥的感觉。”
“你被男工调侃了吗？”张秀兰又问。
金菊妹摇摇头：“刚进厂，他们对我还算客气，浑话针对的是其他女工，后来熟悉了，他们就慢慢调侃我了，让我感到了一种别扭的现象。”
“什么叫别扭的现象？”张秀兰问。
金菊妹说：“我是土生土长的住家女，队里的男人不会对我过分地开玩笑。可到了小工厂，外队的那些臭男人，什么话忌讳话都敢说，都是过来之人，之前在田里劳动男女间也说些浑话，我也就无所谓，只不过不像别的女工拿话去反击，可我越是不反击，他们就越针对我。他们的戏闹有时还相互动手，有一个男工调侃一个动手的女工说，‘你动手，我不会有反应，菊妹若是动手，我肯定会有反应。’女工们就纵容我去动手，我当然是不会跟着去瞎起哄。”
张秀兰能听出话意，笑着说：“这说明你的容貌出众，难怪那男工这么说。”
金菊妹倒也笑着承认：“一些油嘴滑舌男常恭维我，我可不会虚荣地跟他们随波逐流，老公特别会泛醋，小工厂又是制造趣闻的滋生地，一旦有什么绯闻马上就传播出去。其他老公都喜好调侃说浑话，就不会在意自己的妻子让人开涮。我老公特保守，思想僵硬，不喜欢凑热闹，押车送货回来只一个人呆一边。关于动不动手的绯闻，那天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晚上跟我醋意大发，像法官审问犯人，一个劲地问他们为什么会纵容我？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让我恼火得跟他打了一星期的冷战。”
“你老公对浑话都吃醋？”张秀兰笑着问。
金菊妹很气恼地说：“他这个人就是个醋坛子，刚入赘过来，在田野里劳动，有人就跟他调侃，说要是阿憨不犯法，就没有他的菜；说他入赘一点也不冤，若在家娶老婆就不会娶到菊妹这样漂亮的女人。明明是对他的羡慕，可他心里竟有泛醋味，于是对大家就爱理不理，以至阿憨出狱那天就闹出了别扭。此后，每当有新娘子嫁到我们生产队，人们总是拿我作比较，并调侃他有艳福，他竟不喜反怒。更气人的是，在田里劳作，不论男女，大小便都是找隐蔽处解决，他就不允许我在野外方便，理由还十足，会有方便的男人借机偷看，你说气人不气人？”
张秀兰笑笑说：“老公都会对妻子吃莫名其妙的醋，我老公当时还不让我上班穿裙子呢！”
金菊妹倒是很保守：“我不喜欢打扮，更没有机会穿裙子，田里干活不能穿，在厂里打杂自然不能穿。白天觉得有做不完的事，一到晚上就疲惫想着床了，从队里开始分责任田起，就养成了习惯，吃了晚饭收拾完，就早早地躺在床上，睡眠足了，第二天干活就有劲。”
“那你老公想行房事，你怎么处理？”张秀兰含蓄地问。
金菊妹回答说：“他跟村上的男人不结群，也不喜欢窜门，基本上在家喝茶看电视，他也深知我睡着了不能弄醒，想行房事，见我上床就跟着上床。”
“有这么个醋坛子老公，你在厂里是不是不参与大家的调侃？”张秀兰又问。
金菊妹回答说：“我尽量不参与，不过在厂里上班似乎习惯了大家的浑话，哪一天听不到浑话，大家干活就会无精打采。工作在底层的人也是最无聊，说浑话是大家唯一的爱好，用句文化语来说，是生活的真实反映，能活跃气氛，干活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时间长。”
张秀兰认同：“这也是一种另类的乡土文化，尽管不雅，但人们还是乐此不疲扯嘴皮。”
金菊妹似乎很感悟：“你总结得很对，打杂是最原始的活，既单调又重复，人们对社会的时局不会去探讨，关注的是小道新闻，大家最在意的是用浑话来消遣。”
张秀兰评点：“这样最容易打发时间。”
金菊妹感慨说：“是啊！时间打发得很快，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后来小工厂转制让厂长买断，老公押车送货有经验让留着，我们打杂的，没多少时间让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