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家境的清贫所造成当时的。”庄欢龙说。
陈光辉认同地说：“是的，这恢复高考，你跟不少同学考上了，我心里一阵难过，凭我自己的学业，如果努力一把，或许也能考上。母亲为此也有自责，说她害了我，并说了两个如果，如果我父亲身体好，她也不会给我压家庭重担；如果不讲究家庭的问题，她也一定让我多多地看书。我只能安慰母亲，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除了这样解释，你确实没理由抱怨母亲。”庄欢龙认同后又问：“那你后来怎么面对命运的呢？”
陈光辉说：“我这个人不善表达，这也许是从小受压抑所至，所以只能面对现实，安心做一个农民，为家庭挣工分。弟弟读书没我好，初中毕业就不愿读高中了，就早早地在队里干活，对母亲来说是一件好事，毕竟家里又多了一个劳力。”
“可弟弟参加劳动一年后，父亲的气喘病严重得不能再医治而故世了。唉！怎么说呢，父亲真的没福气，家里添了两个正劳力，母亲也不再为经济发愁，可让病魔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虽经常埋怨父亲的病，可父亲真的走了，她哭得是死去活来。”
“家境的贫困都是因父亲的病而引起的，父亲走了，我们的生活也就很快有了好转，至少是不再愁父亲的医药费。那年年底，我家去掉了历年的透支款，是第一次得到了分红，我记得很清楚，是六十四元八角六分，像是得到了一笔天大的财富，母亲那幸福的满足感到现在还印在我脑海里。那一年的过年，我们兄妹仨是真正地添置了新衣裳，年夜饭算是第一次烧了碗红烧肉，往年过年能烧上一碗猪头肉算是不错了。生活的清贫让我们对钱财特别的看重，对我来说，劳动挣钱是我的责任使命。”
“你就这么认命？”庄欢龙问。
陈光辉解释说：“当农民不都是这样？而我一直想圆母亲赚钱的梦，母亲对钱看得特别重，她一直想九十五拼一百，当时有勾针的手艺活，这些活应该是女人做的，母亲不但自己做，还逼着我们兄弟学着做，我心思巧地接受了，可弟弟坚决不干，母亲就骂他是白地虫。勾针活可以拿现钱，可钱一旦到了她的手里就别想要出来，我认同，弟弟和妹妹不肯认同，他俩常挨母亲的骂。”
“做母亲的都这样，谁听话就喜欢谁，你这么勤劳能干，应该很受姑娘家青睐吧？”庄欢龙问。
陈光辉沉思一会儿说：“是有好多姑娘家的父母看好我，不过当时我心里只钟情于一个人，只因为没有勇气争取，无奈地失去。”
“能说说吗？”庄欢龙感了兴趣。
陈光辉说：“高中毕业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第二年，上面分配了一个女知青插队在我生产队。她是县城的人，长得特别清秀，对我来说特别有眼缘，总觉得任何姑娘都不及她。”
“比班上的江柳、许彩芳、沈凤英她们漂亮？”庄欢龙似乎不苟认同。
陈光辉解释说“各人的审美感不同，班里女同学都很漂亮，也许是因为熟悉了不觉得，就没往心里去，但这位叫肖凡的女知青，竟让我见她第一眼就往心里去了，真的，就个人的情愫而言，觉得只有她是我的理想女神，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她是个文静的姑娘，眼神里有一种独特的风情，可我们除了日常的招呼外，没有从情感方面交流过。”
“所谓的近距离接触，是因为生产队造的一排知青房子就在我家南面，而她的寝室正好对正我家的房间。她在作休时间坐靠北窗，而我在作休时间坐靠南窗，因为我注目她，一次无意的中发现她在北窗内也在注视我，我就对视过去，她不好意思地避开。这似乎给了我一个信号，她对我好像有点意思，于是我留意起来，日常劳动生活中，特别是吃饭和吃晚饭时间，她靠在北窗吃饭，我就盛着饭坐在南窗边吃饭，两人经常隔窗对视，虽对视后随即避开，但我们还时不时地隔窗相望。”
“在外劳动我们不会在一起，所以相互间也说不了话，只是在作息回家就这么隔窗相望。当时我为给家里挣钱学会了勾针活，所以每到晚上我就坐在窗前勾针，于是就时不时地用眼睛瞟向她的窗户，虽然没有每次对视上，但对视的频率还是很高的，直到天暗下来她拉上窗帘，但她的身影还是映在窗帘上，每次我都注目到她熄灯，真的，这隔窗相望成了我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你们就这样，谁都不捅破这层纸？”庄欢龙问。
陈光辉说：“形式上有，但这层纸两人终究没有捅破。”
“怎么说？”庄欢龙又好奇问。
陈光辉说：“一次我的腰扭伤，决定去县中心院去看医生。当时去县城的交通只能乘客轮，而我的堂嫂也要给孩子去医院检查。就屋前屋后，我们的说话声她也会听到，因我习惯了注目她，她那天清早本是穿着劳动服的，听了我跟堂嫂的对话，竟返回屋内换了整洁衣着，然后过来跟我堂搭话说回家一次，于是我们就一起乘客轮去县城。”
“上岸后，她没有直接回家，就一直陪着我们去医院，等我们检查医治后就邀请我们去她家。县城比农村繁华，她父母见有女儿领人来，就赶紧上街去买菜，在她家竟让我吃到了最有名的金华火腿肉。因回去要晚班客船，饭后她又陪我们一起上街，堂嫂在，我跟她基本没有说上话，而她一直陪伴我们并送到轮船码头才回去。”
“可第二天，我那堂嫂的嘴像高音喇叭地说开了，让村里人都知道肖凡请我去她家吃了饭，言下之意是肖凡对我有点意思，我虽然嘴上否认，但心里还是暗喜的。肖凡回来后，在劳动中听到妇女们调侃我和她的事，她温雅地既不否认也不承认。”
“村里有一个哑巴，小我一岁，人很精明，能听懂人们说话，就是说话不连贯，常发一些音不准的短句，村上人习惯了他的说话，也就听得懂他说话的意思。他虽说是哑巴，但在劳动中都是他的声音，他听懂了人们所说的我和肖凡的事，见了我或肖凡，就用两拇指比划是配对，见我们都没生气，他就当作了唠叨的话头，在劳动中，他嘴里经常念的就是‘光辉、肖凡’四个吐音不准的字，外村人听不懂，本村人自然都听懂。”
“他又经常和妇女们干活，只要跟肖凡在一起参加劳动，他的嘴可一直念叨个不停，而肖凡竟然没有生气，我就更希望这哑巴宣扬既成事实。肖凡的母亲时常来乡下探望女儿，自然听到这风声，因我去她家吃过饭，当然是信以为真，她就直接找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希望我不要有非分之想。我只能解释说，这是人们在瞎传，又是哑巴在胡闹，不要当真。”
“我嘴上虽这么解释，但心痛得要命，能不接受现实吗？她母亲反对，就有一半的不可能，再说我和肖凡没有说过一句所谓的情感话，只不过是在相互的对视中觉得，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臆想。自她母亲给我警告后，肖凡回去的次数多了，而且一去便住上一段时间，从那时起，我天天晚上梦里有她，白天让我面对的是她寝室空空的窗户。”
“有时她回来，也许是习惯了隔窗相望，她会注视着我家的窗户，我虽能直面对视，但没有勇气去她那儿问个明白，也许是答应了她母亲，做人得言行一致，就不敢再惹情生非。后来知青上调，我就再没见到她，只是天天晚上梦到她，甚至结了婚后，还经常梦见她。”
“她就这么地沓无音讯？”庄欢龙替他惋惜地问。
陈光辉苦笑说：“她回城后就没再来过，当时又没有手机，怎么联系？”
“你不是去过她家吗？”庄欢龙问。
陈光辉笑笑说：“我可没有这个胆量，再说，她若真对我有意思，临走前肯定会跟我道别，既然没有，说明她屈服了她母亲，我能去追寻她？再说，她上调了，已是居民，我是农民，身份完全不是同一个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