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原上长大的人，会被草原打上一些独特的印记。
比如因为草原太大，羊见的太多，人见的太少，往往就有一种热情好客，热心帮忙的天性；但也是因为人见的少，所以往往能够忍受草原外的人忍受不了的孤独。
对我而言，草原对我打下的最大的印记，就是对死亡和生命消逝所带来的自如和平常。
因为在草原，我们已经见过了太多的死亡，这种死亡最少每个月都会见到一次，而一到了秋冬，城里人急着买肉，爸爸急着卖肉，这种死亡频率会加速到每周。
爸爸会挑一个周末的日子，早上开着三蹦子，拽着吵吵嚷嚷的我和不情不愿的姐姐，拉着车后面的一群羊，去县城里舅舅的门口停下，然后现场给大家宰羊，剥皮，再给大家卖掉羊皮里的肉。
卖掉肉之后，他会用姐姐在舅舅家里给他接好的水，把肠子里的羊粪给灌出来，涮上两遍，再把杀羊时的羊血混合着白面倒进去，就是城里人爱吃的“血大肠”；对于细肠子，他也会洗干净灌上一些血，然后把肠子再整理起来，这就是城里人爱吃的“盘肠”。
这个过程，我和姐姐见的太多，已经见怪不怪了。
笼子里面的羊自己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于是它们狠狠地踢着门，喘着粗气，瞪大了眼睛，想要挣脱出它们的结局；而躺在地上的羊，却又没有了挣扎的意志，伸着脖子，屁股后面的蹦出几个墨绿色的羊粪蛋子，等待着轻轻跪在身上的父亲快速的一刀。
父亲用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捅进羊的脖子，拔出来的时候，有一股鲜红色的血液就会从羊的脖子里喷涌而出。紧接着，羊的后腿就会搏命一般挣扎，身后的羊尿味也跟着散溢出去；但是十几秒后，羊原本明晃晃的眼珠就会逐渐浑浊，好像是掺进去了一股泥沙，它的后腿也不会再动。
父亲会让舅舅帮忙看着摊，自己把不再挣扎的羊的后颈吊住，然后熟练地从羊脖子处开始剥皮。他用杀羊的刀子，快速而谨慎地把羊毛下面带着的一层白膜一刀一刀地割掉，不让羊皮留下任何一个窟窿。
他剥着皮的时候，羊皮底下藏着的肉也会跟着刀尖，一点一点地，热乎乎地暴露在空气中，颤抖着，抽搐着，肉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做最后的挣扎，直到父亲割到羊的后小腿，羊肉便不再抽动，成为了一坨坨新鲜的肉，被父亲分割下来卖掉了。
姐姐会忙不迭地拎着水桶前前后后地帮忙，偶尔回头看看羊身上的肉还剩下多少，估计着一头羊会什么时候被杀。我则会跟着看摊的舅舅后面，从他裤兜里往外抠糖。
舅舅的裤兜里永远有奶糖。他捂着裤兜，在摊位的大案板前和父亲的挂着羊肉的架子旁来回走动，笑着和簇拥买肉的顾客聊天，把新鲜的羊肉不断地放在桌子上。
太阳从二层的居民楼中懒懒地挪出来，案板前的顾客越来越多，堆放的羊肉越来越少。舅舅也是从精精神神笑呵呵的城里人儿，逐渐变成了暴躁的乡下屠户。随着我抠光他兜里的糖，他的嗓门越来越大，但是脏话也越来越多。
这场卖肉的盛宴，一般会在下午三点结束。当舅舅颤着手把最后一根血肠递给最后一个顾客后，他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一个用墨水写着“下班”的大牌子“咔”地仍在案板上，把剁肉刀往案板上一磕，按着有点突出的腰，用最后的力气喊一声“肉卖光了，各位回吧，过两天再来！”
没买到的顾客总是有些不满意，咕哝着散去，要么去别的摊位，买点大肉回去；要么直接两手空空，跟舅舅说今天起晚了，他们下次早点来。
舅舅把他的银框眼镜带上，又回到了斯斯文文的形象，和各位城里顾客点头哈腰，笑呵呵地送走大家。
顾客走后，舅舅和姐姐把案板收好，擦掉被屠宰掉的羊们的血水，把肉摊和推车放回到院子里；爸爸则靠在三蹦子上，把手里的刀收好，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一包“哈德门”，手里掏出来一颗折了三折的烟，给自己点上；再转过身，从三蹦子里掏出一包红色的硬“苁蓉”，掏出一颗干净笔直的烟，拍拍舅舅的肩膀，给他点上。
“哎老包，你这就客气了。”舅舅赶紧接过烟，爸爸给他点上。
“你们城里人，抽不惯我这没过滤嘴儿的。”爸爸呲着牙笑着，嘴里一口大黄牙里往出冒白色呛人的烟雾。姐姐则是嫌弃地看着他俩，领着我的小手，说，“长大了你可别学抽烟，臭死了。走，姐姐给你几个新鲜的嘎拉哈。”
“格格，你那作业，那几个你不会的题，赶紧给你舅舅看看”，爸爸抽着烟回头叫了我俩。
“好”。
姐姐不情愿地从嘴里挤出这个字儿，把几个还带着血的嘎拉哈塞我手里，去三蹦子里拿作业去了。我手里捂着嘎拉哈，生怕舅舅看见。
“格格，这次考试考的怎么样啊？”舅舅摸了摸姐姐的脸，接过姐姐的作业。
“还行吧。”姐姐扭曲着身体，虽然肩膀还对着舅舅，但是肚子和腿已经朝向我手里的嘎拉哈。
“那就好，以后上了初中，来我班里来，我带着你。”舅舅也看出了姐姐的小心思，赶紧接过作业。姐姐直接的脚从地上弹了起来，朝我大步跑来。
“都多大了你，玩儿心还这么大！”爸爸急着想喊住姐姐，但是被哈德门呛进了嗓子，话还没说完，就开始咳嗽起来，咳嗽地弯下了腰，却因为干了一天活儿，腰疼的不行，赶紧又直了起来。
舅舅边笑着，边看着姐姐的作业，边给爸爸拍着后背。阳光挪着步子，一点一点往西边的楼顶挪步；阳光下的两人，一个高高胖胖，浑身是羊血和汗泥带着的热气，腰里插着一把杀羊刀；一个是高高瘦瘦，眼睛上闪着阳光，像是战场下，一个刚刚完成了一次冲锋的老兵，在和一个欣赏他的连长聊着战争胜利后各自的去路。
我看得有点出神，直到姐姐拉着我跑到舅舅家。
舅舅家就在肉摊后面，那是个温暖不漏风的楼房。楼房里等着我们的有两个人，有一个鹅蛋脸，白白净净，画着细眼眉，给我们开门的女人，她让我叫她舅妈；而在她身后，是矮矮胖胖，和我妈妈长得很像的人，那是我的姥姥。
不知为何，相比起高高瘦瘦的舅舅，还有一身横肉，腰里带刀的父亲，我总是有点害怕为我们开门的舅妈——直到还珠格格上映，我才发现，她和那个皇后有那么点相似。
姐姐见到她俩，总是笑容可掬，礼貌地鞠躬，说“舅妈好！我和童童能进去玩会儿吗？”
舅妈则也会堆满笑容，说“可以啊格格，童童你俩快进来吧！外面多冷呀。”
姥姥则会从舅妈身后挤出来，把我抱上去，拉上姐姐，用嘴亲亲我，说“小宝呀，饿了吧？你爸干这一天活儿，你也不说来看看姥姥，姥姥都想死你了。”然后回头问格格，“你妈来了吗？”
姐姐低下头去，摇摇头。姥姥叹口气，又说，“赶紧把嘎拉哈洗一洗，去玩儿去吧，一会儿你舅舅回来你就没时间玩儿了。”
“好嘞！”姐姐终于得到了首肯，一蹦一跳的上楼，姥姥则跟在后面，抱着我慢慢上楼。
进了舅妈家，我和姐姐趴在舅舅家带着地暖的地板上，用新鲜的嘎拉哈玩儿一会“抓嘎拉哈”。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简单到没有胜负。嘎拉哈，也就是羊膝盖骨，洗好晒干以后，就会变得硬硬脆脆。四五个嘎拉哈，再加上一个弹力球就能玩儿。姐姐会先扔球，趁着球弹起来的时候抓住地板上的嘎拉哈，再把弹力球接住；再扔气弹力球，姐姐又会把的嘎拉哈放在地板上，如此反复，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
姐姐边玩边振振有词，嘴里念着的都是那个老蛇的龅牙犬。什么“在西门外的桥上，遍看见一溪恬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流着。”我会在旁边嘎嘎地傻笑着，听着姐姐说什么“泉太好了”，因为明显她说的和什么龅牙的狗没什么关系，以为她傻掉了。
姐姐念经到一半儿的时候，舅舅开门回来了。进门对姥姥说：“老包今天也去跟朋友喝酒了，不回来吃饭了。”
他说的老包，就是我爸。他每次来城里似乎都有朋友请客，从不进舅舅家吃饭。我和姐姐已经习惯了他这样。姐姐收起嘎拉哈和弹力球，仰着头，看着舅舅说：“舅舅，我饿了，我们吃饭吧，吃完饭，你帮我看完题，我爸爸就回来接我了。”
舅舅扶了下眼镜，摸摸姐姐的小脑瓜。
我则很默契地应和着大家，因为我知道，吃完饭，姐姐就会和舅舅去看作业了，剩下的嘎拉哈时间，都是我的。
吃完饭，做完题，太阳已经点卯下班了，舅舅家的大彩电也会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我最不爱看的新闻联播节目。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吵着要回家。
姐姐则每次都有点依依不舍舅舅家温暖宽大的地板，想再玩玩嘎拉哈。家里的地总是很凉，炕上又铺着软软的褥子，弹力球弹不起来。但是我闹着要回家的时候，姐姐也从不拖延，很礼貌地跟舅舅一家以及姥姥鞠躬道别，就带着我下楼去了。
而爸爸从不会迟到，他总是会在楼下，靠着三蹦子旁边，抽着烟，等着我俩。
姐姐领着我一路小跑，爸爸看着我俩到了，总会突然一甩头，把一把钞票甩在姐姐面前，问姐姐，“这是今天赚的钱，爸爸帅不帅？”
姐姐和我被爸爸逗笑了，说，帅，蟋蟀的帅。
爸爸也咧嘴笑了。奇怪的是，他每次在城里和人喝酒，都不像他在家和朋友喝酒一般，带着浑身的酒气；反而，他每次总是一股葱蒜味，打着臭臭的嗝，把我和姐姐熏得半死。
空空的三蹦子发出“铛铛铛铛铛铛”的声音，从屁股冒出一股黑烟，歪歪扭扭地，从大街的外环出来，走上了回家的土路。
我总是会扒着车后窗，看着太阳隐藏在县城的小楼房里。随后，身后会突然亮起一盏盏路灯，照亮了我们走过的路。
姐姐则继续念着她口中的龅牙犬，看着黑洞洞的前方。等她想不起来了，就会从书包里把课本掏出来。其实黑洞洞的车里她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神奇的事，每次只要摸到课本，她就能继续背。
爸爸听着姐姐的念经，心满意足地摇头晃脑。
“爸爸，你为啥每次在城里喝酒，都没有酒臭味，也不醉，倒是一股蒜臭味啊？”
“害，城里的酒不好，没有酒劲儿。”
“那你不能不喝城里的酒吗？”
“那不行，我来城里就是为了这顿酒。”
“这跟蒜味又有什么关系。”
“酒劲儿不够，那不得吃点蒜，整点儿上劲儿的啊。小孩子不懂。”
“我就希望你别喝酒别抽烟了。”
“那你不如把我钓架子上，让你舅舅把我卖了。”
“你那么臭，肉也是臭的，没人买你的肉。”
“你懂什么，这叫腌制入味，城里人就爱吃这蒜味。”
我趴在车后窗旁的座椅上，听着身后姐姐和爸爸相互的拌嘴，看着闪烁的路灯，沉沉地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