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宋的政治史以及法律史大概就是这些。来简单看看宋的敌对辽与金的立法吧。】
【辽自太祖时在法律上实行民族分治，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用“契丹法”治契丹及诸夷,用“汉法”治汉人。
太宗时,增加“治渤海人一依汉法”，“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在国家机构设置上也以南、北二院分治之（北官以夷离毕院掌刑狱），从而形成了两套法律体系难以糅合的局面。
在之后道宗时，以条数太繁,决定仍采用旧法。于是，这番努力失败就是证明。
但这并未影响契丹法对汉法的吸收。就比如辽太祖初年的刑罚,如投高崖、五车轘杀、杖决、枭磔、生瘗、射鬼箭、炮掷、肢解等，在后来就被规范的汉法——死、流、徒、杖这一体系所代替。
老少犯罪（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赎刑、优待贵族的“八议”也先后被采用。某些汉法规则也被直接使用于契丹人。
不过,在契丹法与汉法到底是有冲突的,适用已久的“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的情形,至圣宗时也改为同等科断,表明统治者在刻意减弱法律的民族压迫色彩。
在刑制方面，辽代在沿袭前朝汉法的基础上,也有改作。
一是徒刑分为终身（决杖五百）、五年（决杖四百）、一年半（决杖三百）。终身徒为过去所无,五年徒也为隋唐以来少有。
二是杖刑最高达三百,较汉代以来定制二百为多。】
【而到金朝时，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治下，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
金太宗完颜晟开始渐渐采用辽、宋法。
熙宗完颜亶于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攻占河南地，下安民之诏“所用刑法皆从律文”。依照时间，这正是岳飞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之后，金军南下后重新占领河南之后的事。
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8年），又诏“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集成书，称作《皇统制》，颁行天下。此后又陆续出了一些成文法，《续降制书》《军前权宜条理》。
后因“制、律混淆”，设立详定所审定律令，又有《泰和律义》修成。
在刑制上，金代法律初沿辽制，徒刑有终身徒；沿宋制有以杖折徒之法，最高限为杖二百。《泰和律义》基本依唐律，惟徒刑增加了徒四年、徒五年。在法律内容和法律体系上，金代法律的汉化程度较辽代为高。】[1]
许久不见的惊堂木此刻啪的一声落在桌上。
岁寒生快速说完辽金两朝的法律上的变革，便迅速转场。辽与金多还是继承模仿汉族的法，光是如何学以致用就足够研究一番时日了。
【一转来到了元朝。无论是西夏、金、还是西辽，还是南宋，全部在蒙古人的铁骑之下化作飞灰。
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先后攻灭西辽、西夏、金朝、大理等政权，招降吐蕃诸部。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称汗，建元“中统”，上都成为新的都城。
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
1279年，灭亡南宋流亡政权，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
元朝疆域超越历代，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包贝加尔湖，元史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而在国土面积上，也确实如此。元朝的疆土在整个历史上都前所未见。
元朝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元朝的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也较为繁荣。在元朝有许多适合商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以及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
不过，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通货膨胀。
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2]
天幕上的地图又一次变化了，显现出元朝的疆域图来。
待定眼看清时，众人不约而同哗的一下惊讶出声。
不管是跟见过的哪个朝代相比，这一回元朝的地图都大得简直让人害怕！一眼扫过去，触目可及全是元朝土地！最令人惊讶的是……
“这元，是快打到西边去了啊。”
看着有人惊叹之后沉吟一声。
西边……着实是一根刺扎在心头。
后辈提到西边的时候不多，但是不难发现，每每提及，无论是哪一次都是影响后世的大事。
在后辈那个年代，西方超越了我们，但是在元朝时，还是东方更胜一筹。
……
秦。
嬴政越看这个地图越碍眼，他冷哼一声，“真是不争气。”
不争气说的自然是宋朝了。
不过嬴政也确实在为难宋了。
蒙古人南征北战的军队，宋朝怎么怎么抵抗得住？南宋更是不用多说，谁都能欺负一下，还一咬就是一大口。这样的大肥肉，对上元军，那哪里还有胜算？
嬴政主要在意的是，这些……居然全部都被蒙古人打下来了。
元朝的土地……
看着天幕上的地图，他脸色不自禁严肃起来。
不管是北边的草原还是西边的山脉，亦是南边岭南烟瘴南蛮之地，亦有西南的高原，这些全匍匐在
蒙古人脚下。
怎么不叫人心惊胆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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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爱卿。”他沉声。
“后辈历史里，元朝能开疆拓土做到这般。”这样大的国土已经是后辈历史上的极致了。
“能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有多大？看看后辈的地图能知道个大概。想要和元朝一样，说来简单，但是这确实一点都不简单。
那必然是一代代人不断的拓取发展、不懈努力、努力耕耘下的结果。那元朝军队能如此勇猛，嬴政可不信他们全靠自己，不是后辈口中那什么‘站在巨人肩膀上’，从无到有的发展没有那么迅速。
最大的可能，是在唐朝衰落时期或者宋朝时期，他们大量获得中原这边生产的铁器。只要有了大量铁器，便能大大推动了他们生产的发展。并且他们可以由此开始自己的掠夺之路，以此不断壮大自己。
而等到他们内部没有什么再可以掠夺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便会自然而然放到外面来……然后开始掠夺其他民族。
这些并不难想到，十有八九是这般。
……
而想要复刻元朝的争霸之路，照这条路下去并不难。但是嬴政怎么会满足这般？
这到底是那些蒙古人以野蛮手段打下的天下，可他们大秦怎么比那群蒙古人差？
现在的大秦还纵横天下，领先他们不知道多少？怎么比他们差？
“我大秦自然也可以！”
除去大秦绵延千世万世这个目标以外，还多了一个目标——大秦的国土要超过元朝的国土！
既要打下元朝有的，也要打下元朝没有的！
这话谁不爱听！
众人一听振奋了起来。
除了大秦的臣子们蠢蠢欲动想要发言外，原本一开始心不甘情不愿的来自诸子百家众人也七嘴八舌加入讨论中。
“对！对！”
“我大秦铁骑会输给那帮蛮夷？”一声反问以后，立即有人接过话头，以明晃晃的事实嘲讽元朝。
“我大秦踏破六国的时候，那蒙古都不知道在哪儿？”
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这么拉踩。
经过那么多朝代的荼毒，这个时候，他们是特别能感觉到大秦的好。
这个时候，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些把大秦夸得开花的众人，先前是怎么的坚定的反秦党。张口就是在喷秦、在反秦、对着秦冷嘲热讽！
这儿不对，那儿不对。
现在……
大秦怎么不好了？
你现在若提起之前的事，他们是横鼻子竖眼，顿时要跟你翻脸嘞。
……
“陛下！”
“不若我们大秦先打下东海吧！”
七嘴八舌里，突然有人提议。
既然要超过元朝，那就要在地图上做文章了。元朝哪里还有缺漏，那就往哪里冲！众人火眼金睛地盯上了东边部分。
陆地是被他们霸占了不少，能打过去不仅需
要大量人力物力，还需要能跟上科技水平。
显而易见，短时间内是不行的。虽然遗憾，但是也得承认这一点。
长途不可取。那就短一点吧，短一点……
许多双眼睛盯着屏幕，探究的目光扫来扫去。
……就看看附近，看看那些岛屿……可不就有了吗！
……
好主意！
王绾心里不由赞叹。他的目光下意识动了动，不动声色地扫了眼周围的同僚。
纵使他的这些这些同僚们修炼到家，一副眼观鼻鼻观心，看起来不动声色，一点不为之所动的样子。
可王绾一眼便看出自己这些同僚跟自己一样，心里对此也是非常赞同的。
他们都是经历过第一场直播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徐福那个家伙哄骗了陛下潇洒出海去，结果长生不老没找到，他反而成了后辈历史上最早的航海家。
他们记得一清二楚，他们不信陛下自己给忘记了，也是因着陛下本人在，他们才要故作矜持，防止被陛下捉来。
果不其然，嬴政黑着脸点了点头，“……可。”显然，他也想到那段不愉快的经历了，不过想到此举的意义，他很快又舒展眉头。
“向东，准备出海。”
这一回东去，非徐福东渡碰上那么巧合，而是大秦在谋求变。这会是大秦向外踏出的第一步，也是准备好走向与后辈历史上分叉路的一步。
他沉思。
虽然在现在，这样远距离出海稀罕到前所未闻，或者说没有什么官方记录，乃至于徐福都能第一个……但是想来这些在后辈那个时候已经习以为常了吧。
……
【不过，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
向蒙古军队投降的地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而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
众多民族受到了残酷而不公正的民族压迫，难以计数的人口和财产在战火和随后的瘟疫、饥荒及自然灾害中损失，对战火涂炭地区而言也是少有的黑暗时期。
那段时期里，我们最熟悉的便是文天祥了。他是宋末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抗元名臣。
虽有一腔热血报国，怎奈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得不到重用。
1274年，临安告急，文天祥散尽家财组织义军，驰援临安，苦战不敌。谢太后执意投降，派他与元朝谈判，被扣留后逃脱。他继续领兵抗元，兵败被俘，1283年于大都就义。
以被俘之后多次被招降，还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卫父母，还教别人叛离父母，可以吗？”因多次强迫索要书信，于是，写了《过零丁洋》诗给他们。
诗里他回望这一生：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
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不久后临刑时，也特别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做完了。”向南跪拜后被处死，终年四十七岁。
几天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文天祥面色如同生者一般。后又在他的衣服中发现他生前所作的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3]
“……”
众人又是默默洒下一杯酒，以做祭奠。
好将军。
好儿郎！
南宋这一朝实在是造就了不少悲剧，可另一方面这样的环境，也凸显了岳飞、文天祥这些可敬可叹之人的可贵之处。
实在不忍。
又怎么能忍呢？
……
叹息之余，众人转念一想，又感觉到元军与我们的区别。
不过话说回来。
主动发起战争的民族到底是不同的。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到底是外来的民族，这一路始终伴随着掠夺和破坏，入主中原后却也开始模仿我们的文明文化和制度。
……
【除疆土广越之外，元朝还有对后世影响深远、最值得一提的制度，拿便是元朝的行省制度。
元朝在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确立了两都制的政治框架，开启了两都巡幸制的前奏。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大元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
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另外，政治上，元朝中央的制度基本参考唐宋，但是又有所改动。
元朝的行政机构里，“内则有刑部、无大理（寺），其制为最不善；外则置廉访司以统一刑名，其制又独善。”
中央最高机构为中书省。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领六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以下，设右、左丞相为实任的宰相。下设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设尚书、侍郎分理政务。】
【元朝的特色在于大宗□□，这是是蒙古国初期掌刑政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演变而来。《元史·刑法志一》所载“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治之”，指的是其常职。
其中，在元朝，又由于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地位较前代尤为重要。中书令通常由皇太子担任。中书省除为决策机构外，还负责直接管辖首都大都附近的腹里地区。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
过时置时废。】
【以及，发展到元朝的时候，元朝的最高监察机关还是御史台，“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传统的御史台三院，台院并入察院，仍“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殿院变为殿中司，掌纠举朝会百官失仪、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之事。
在地方则设立两个行御史台，作为中台的派出机构。一是监察东南诸省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南台），一是设在陕、甘、滇、蜀地区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西台）。
中台和行台之下，复分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司（初沿宋制称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改）。
中台直接管辖“腹里”地区的“内八道”，南台辖江南十道，西台辖陕西四道。中台、行台与肃政廉访司相衔接，构成了全国范围的垂直监察系统。】
岁寒生说到这里顿了顿：
【不过元朝灭南宋，建朝98年间，居然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这是不可思议的。混乱的年代里，常常朝令夕改，一段时间内可以同时存在多种意见相悖的法令法典，而社会越是稳定，法令也越是稳定。】
【元代法律，但司法具有半军事化特征。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有断理狱讼的审判权。所设大宗□□（札鲁忽赤），专“掌处决军府之狱讼”。
“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是蒙古旧制与汉法的混合物，在制度基本上是“附会汉法”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消灭克烈部和建立蒙古国以后，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札撒”（法令）。
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训言、札撒和古来的体例”，用蒙古文记录，称为《大札撒》。内容包括那颜背叛君主者处死、擅离职守者处死、马畜盗一赔九等，以及其他保护游牧经济、社会秩序及民族习惯和禁忌的规定。
成吉思汗即位六年（公元1211年）时，接受金代降将郭宝玉颁新令的建议，颁《条画五章》：凡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等。
元太宗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大会诸王百僚时，发布了《条令》，对诸王集会、宫禁、军规军纪、盗马、妇人妒忌等作了禁约乃至处罚规定，尤以军规军纪为多。】
【元代的立法思想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发生了变化。
首先在忽必烈在即位诏书颁布时（公元1260年）提出“祖述变通”。
“祖述”即“稽列圣之洪轨”，指要沿袭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汗国的制度；“变通”即“讲前代之定制”欲参用金宋以来制度，即所谓汉法。后一项是忽必烈受汉人儒士影响而形成的。这也基本上为元代立法所遵循。
二则是蒙汉“因俗而治”而带来的异制。元代仿照辽代“因俗而治”办法，在婚姻立法等方面明确规定蒙古人不适用汉法规范。在司法上由大宗□□掌理蒙古、色目人犯罪案件，也含有因俗而治的用意。
但蒙汉异制的主要出发点是保证蒙古人的特权。元法
赋予蒙古人在任官、刑罚方面一系列特权，反映了其民族压迫的色彩。
没办法，这是其他族当权时的‘特色’。辽金时，已经有这样的屈.辱了，但是到元的时候更甚了。】[4]
岁寒生在说到‘特色’二字上狠狠加了重音。
他还是含蓄了一些。
特色？不，这不就是2十有八九的歧视吗？！
【1271年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1271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
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是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
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
元代法律的变化，是不再循用传统的律、令、格、式、刑统、编敕等旧名，也不顾宋代格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是直接将原属令制的内容定名为“条格”；并沿用两宋“法寺断例”“刑名断例”之习惯，将原属刑律的内容定名为“断例”。看似随意立名，其内容及形式却渊源有自。在元代，尽管有制定《律令》的动议，但反倒被认为体制繁乱。
以至于明初朱元璋立国，制定《大明律》《大明令》，又返回到律、令旧制的立场上。
当然，元法的这种变化只是表面的。
唐以来的“刑法统类”“刑律统类”，宋以来的“《法寺断例》《刑名断例》《刑名疑难断例》《特旨断例》”，已开随事立名之先河。
且元代法律在内容上多沿用金、宋法律，以至于当时人吴澄，在比较了唐律、后周与北宋刑统为代表的“古律”与《大元通制》这部“新书”之后，就以为《大元通制》是“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明，名废而实不废”。】
【另外，刑法上，元代基本刑制沿用宋金以来五刑，但却经历了从蒙古法到汉法的磨合过程。
成吉思汗时期有斩决、流放、笞刑等刑罚。其后，在循用金律《泰和律》的过程中，尤其是世祖忽必烈即位以来，逐渐向汉法的笞、杖、徒、流、死五刑体系转变。】[5]
……
抛开个人感情，理智地听着后辈这样细细列举的元朝法律史，众人冷静比较分析后，更是感慨万千。
不论是辽、金、还是元，在进入中原后，但凡想统治这片区域的，都被这片区域的文明同化包容了去。
无论是哪一朝代，这些塞外民族就算先前从曾有自己本民族自己的法律，可到后来的时候，在他们后来的立法里却都少不了儒法的影子。而影响他们立法的，太多了，影响他们最根本的还是这片已经有了自己特色和灵魂的土地。
自然，事实也证明如此。
【元朝连立法里都带着这样对不同人的区别对待，遑论普通生活里，压迫只会更狠罢了。这样的矛盾同时也是元朝暗暗存在下来极大的隐患。
元朝中期，皇位继承紊乱、政变频繁，而且汉化迟滞，发展不前。元朝后期，政治腐败，权臣干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导致元末农民起义。1368年，明朝攻占大都和上都，元廷退守漠北，作为全国性政权结束，成为与明朝对峙的政权。汗统一直持续到1635年，为后金所灭。
而明朝……始于农民起义，也亡于农民起义。】
【元末爆发红巾起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加入郭子兴队伍。1364年称吴王，史称西吴。1368年初称帝，国号大明，定都南京。
1421年朱棣迁都至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明初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政治清明、国力强盛。
1449年经土木堡之变由盛转衰，后经弘治中兴、万历中兴国势复振。
晚明因政治腐败、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爆发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清兵入关。】[6]
……
“这明朝总该是汉人建的了吧！”
有了前面辽金元，乍一看到这明，仍旧有人为此感到欣喜。
“明！好名字！”
纵使明朝后期拉胯，可到底是瑕不掩瑜。众人仍是为了这个朝代的诞生而欣喜。
……
【明代（公元1368—1644年）法律制度，在继承唐宋法律的基础上，“因世立法”，有所创新，无论法律指导思想、立法技术、法律体系、法律原则、法律内容、司法审判等，皆无不如此，是继唐代法律制度高度发达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法制建设的典型代表。因此，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影响。】[7]
【先前就提过朱元璋此人。评价是：是个狠人。
明代是全面建立皇帝高度专权、中央集权的过渡转型期。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亲历了元代后期政治腐败、法制不张，纲纪废弛、官吏贪蠧、民间疾苦的实况，深感身处乱世，须以法度治天下，用重典治乱世。提出“建国之初，先正纲纪”。
开句玩笑话就是：法家思想在他手里重现辉煌。
而朱元璋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政治结构、经济模式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政治上，废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并且他自己做到了历代皇帝的极致；
而经济上随两宋以降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多元复杂化，进一步丰富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思想文化上，理学兴起，特别受朱熹“明刑弼教”思想影响，朱元璋以此为“重刑”的理论根据。理学的兴起于重用，也同时也是后来‘八股取士’的条件，是一个思想基础。
并且，不止如此，在众多学者的评价里，明代是我国传统帝制治理模式下，法律普及最全面的时代，却同时也是法律治理最为严苛的时代。
凌迟等肉刑早在汉朝汉景帝的时候废除，但是在明朝又得以恢复。
而东西厂的设立，令监察机制畸形发展，几乎沦为皇帝专权的工具。监察制度一路传承，终于在此处转了个弯。成了害群之马。
此外，明成祖确立内阁制之后，内阁大臣与皇权之间的权力争夺，以及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外戚侵权成为有明一代的历史恶例。后期明朝内斗非常严重。】[8]！请牢记收藏：,.. 最新最快无防盗免费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