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戈玉梅，自有记忆起我便跟随外祖父外祖母（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听外婆说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在中河（地名，某县的另一个乡镇）跟我奶奶（婆）一起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妹妹要分开，也没见过她，据说她和我长得一模一样。我外公和外婆跟舅舅舅妈是没分家的，但他们和我父母一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快过年的时候才回来，待一段时间就又离开，只留下蓉儿姐（我表姐比我大两岁）跟我一起有外公外婆抚养。据村里的大人们说我们的父母每个月都会给他俩打钱，他俩不肯给我们花，私下存了很多钱。但，我的记忆里我外婆家没什么钱，但也不算穷。
我外婆和外公是地道的农民，种地是主业，但家里有副业，也喂一头大黑牛，是我童年的玩伴之一。还有几头猪，他们要喂到一年的末尾，另一年的开始，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才会被杀掉。那是家家户户的大事——杀过年猪，邻里都会来帮忙，还有专门的杀猪匠——我小时候最羡慕认为最好的职业，没有之一。为什么？因为受人爱戴，还能顿顿吃肉。此外，一条大黑狗，一只大花猫，七八只大红公鸡和五六只花母鸡，以及三四只大白鹅，再加上地巴（四川方言，可以理解为院坝。）前的一颗核桃树，一棵青桔树，最后加上几间泥胚房，一个牛棚，一个猪圈，就是我外祖家所有的财产。
在记忆里，我妹妹4岁时被我奶奶送到外祖家，理由是为了让姊妹团聚，一起长大可以增进感情。妹妹来的那天，我被舅母指派去拱桥小卖部上叫打麻将的舅父回来吃饭。关于吃饭可是我那时除了地里玩泥巴下河捉螃蟹外最关心的人生大事。早就觊觎灶上锅里炖的香喷喷的嘎嘎（肉，四川方言）很久了，但又不敢偷吃。得到指令后，我便撒开丫子（脚，四川方言脚丫子）朝目的地——拱桥小卖部跑去。半道上，我从山坡上看见下面土路上有人在走。听声儿，不是村里人。前两天，刚听舅母说不认识的人都会偷娃子去卖的。思及此，我心里有点害怕，怕她是来偷娃子的坏人。人越是害怕，就越是慌乱，就越想逃跑。我便脚下生风般，一个劲儿往前奔去。好巧不巧，当我窜下山坡，来到通往拱桥小卖部的土路时，一个小娃儿和我一般大刚好也走到了那里。她看见我，便喊道：“婆婆，你看，这里有个娃子跟我长得一样！”我也是吓了一跳，嘴里喊着舅舅，直接略过她，冲向了舅舅在的小卖部。
一路上，我都抓着舅舅的裤腿，嚷着：“真的有人跟我长得像，但我绑了哒哒的（扎了小辫子，四川方言。）”“那是你妹妹耶，双胞胎当然长一样咯，都是从你妈妈肚子出来的哒。”舅舅笑道，但双胞胎是啥，妈妈这个词，对于4岁的我来说，就是那张照片上的女人，但我也见过活的人，只是外公他们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据说照片是从广州邮回来的，每当有别家的阿奶问我，“小玉梅，你妈妈是哪个（谁，四川方言），你晓不晓得（知不知道）哦？”我就会很神气的回她，“我肯定晓得呀，照片上的女人就是，旁边的男的就是我老汉儿（父亲，四川方言。）”
回到家，那个和我长得一样的小孩儿，已经跟我蓉姐儿耍在一起了——一起啃一个黑紫黑紫的棍子。我知道那是甘蔗，可甜了。但是我不认识她，不好跟她要。便自顾地跟蓉姐儿说到：“蓉姐，你在吃 啥子呀，好不好吃呀？”“甘蔗耶，双梅妹妹给我的，你找她要嘛。”蓉姐儿，边吸吮着甘蔗的汁水，边答到。可是，我在不熟的人面前就是一个小母猫崽崽，软软糯糯。我便不说话了，只盯着那个长得和我一样的女娃子——我的从未见过的双胞胎妹妹。她也看着我，然后，跑到一个妇人那里，从她面前的背篓里拿出一根很长很粗的甘蔗，再回到我面前，递给我道：“姐姐，给你吃，婆婆说你是我姐姐，我们是双胞胎。”说着，便回头看了那个微胖的妇人一样——我的，未曾见过的奶奶。听，外公说，我奶奶再嫁了，因为我公公（爷爷，四川方言。）死掉了，死了五年了。我接过甘蔗，然后从我随身挂着的袋子里掏出一把花生，递给她。“给你吃这个，花生。”
那天，我吃到了嘎嘎，还有甘蔗，还多了一个妹妹——可真高兴。奶奶送了妹妹来后就走了，回了她的现有的夫家。听外公说，她可厉害了，在她们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子，住着砖房子。砖房子，就是不是泥巴做的，是砖头和水泥做的，是灰白色的，能住的都是有钱人呢。
此后的日子里，就是我带着新来的妹妹，在村里逛了一圈，炫耀着她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妹妹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听蓉姐儿的话一样。因为，我是姐姐她的听我的，蓉姐儿又是我的姐姐我又得听她的。我们会一起去割草喂牛，一起死皮赖脸地赖着外公，要五毛钱，在跑去小卖部买辣哒哒（辣条），一毛一根可以买五根呢。那可是要半个月才能吃到一回的人间美味。明明每隔两天就能有一次赶集，但家里除非有卖粮，买种子这类大事都不会去的。我们也从没去过，但时不时外婆会给我们买粑粑（一种米做的甜口的零食，记不得名字了。）给我们吃，因此每当外婆要去集市的时候，我们仨总要千叮咛万嘱咐，“外婆，别忘了给我们买馍馍哦，粑粑也可以。”外婆总是嘴上答应得很好，等回来后，看着我们翻完的背篓后，摸遍她衣兜后，巴巴望着她时，说道，“买馍馍的人今天没来。”或者“卖粑粑的人死掉了。”一本正经，一脸严肃。使得我们不由便信以为真，然后叹气，盼望着卖馍馍的人能来赶集，卖粑粑的人能活过来。
后来，渐渐长大的我们，也不会全相信外婆的话，因为别家阿婆会买给她孙子那些本该没来的人卖的馍馍和本该死了的人卖的粑粑。
记得最惊险的事情有几件。一是，在夏季暴雨后，我们仨出门去割牛草。因为被雨水浸泡后的泥土特别滑，易塌方。当我和蓉姐儿发现妹妹不见的时候，才从对草的执着里抬起头来，四处张望。在十来米的土坡下边发现了她，下边是河滩地有乱石。当我们急急忙忙滑下去，妹妹已经昏了过去，血从她额头不要钱般流淌到眼角，脸颊。才五六岁的我和七八岁的蓉姐儿直接慌了神，我就只会张大嘴巴哇哇地哭。还是蓉姐儿，边哭边抱着妹妹，指挥我去找外公。我便哭着喊着爬着往家奔去。镰刀和背篓不记得扔在了哪里。现在想起，心都会忍不住一颤，很疼，有憋闷和心慌。我想，那一定是双胞胎的心灵感应。后来，外公抱着妹妹去找了村里的大夫。血止住了，变成了纱布和胶带。妹妹看了一个月的鸡，没再出门割草。外婆会隔三差五蒸蛋给我们吃，多的都是妹妹，我和蓉姐儿是顺带的。村里人都说，亏得命大，没有摔死也没有摔傻。但此后妹妹的额头左边便多了一条两厘米长的，三毫米宽的疤。这件事情父母知道吗？我想是不知道的。二是，我三次都差点被淹死，但幸好没淹死。一次，是跟着蓉姐儿去河边洗衣服，我埋头搓手绢，然后埋头扎进了河里；一次是跟舅舅舅妈下河洗澡，夏天去河里泡澡是最舒服的事情。我本坐在舅妈的脚踝上，舅妈脚痒用一只脚去给另一只脚抓痒，我一个没坐稳，滚进了河里，另一次我没有记忆了。三是我跟在外婆屁股后面去割草，看见她用镰刀去扎田里的荷叶，我也有样学样，但一镰刀扎进自己右小腿上。记忆里外婆嘴里骂骂咧咧，手上一把将镰刀拔了出来，血溅到了她脸上，她眨也不眨眼睛，帮我按住口子，等妹妹去拿创可贴贴上，就抱我回家了。我也因此半个月都在看鸡。
最有意思的事情大概是，天真单纯的我们会听新村里叔叔们的教唆，与外公外婆斗智斗勇。我外公是极为公正的，所以的事情我们仨都有规定的。割草，蓉姐儿老大18斤草，我老二17斤草，妹妹最小，16斤草。我们的背篓，撮箕都是一人一个号，每人都有。我们中午吃了午饭就会被放出去割草，天黑前必须回来。孩提天性就是贪玩，我们会在山坡上玩过家家，或者是河里捉螃蟹，看别人家的牛偷吃另一家人的菜。太阳很快就落山了，当阳光从金灿灿的黄，变为了红彤彤的赤。我们才开始慌乱起来，到处去找牛会吃的草。但背篓真的太大了，时间又太急。便会恶向胆边生，把别家的红薯藤割了，放在背篓里，在最上层铺一层草盖上，十几分钟便也满了还很沉也达标了重量。但，第二天当别家红薯藤的主人找上门来，把外公一顿臭骂后。我们终究还是没躲过，三个人跪成铁三角。竹条抽在屁股上，腿上，掌心上，生疼。我们不能动，不能躲，不然会被打得更惨。喊外公，外公要打我，喊外婆，外婆说，“多打几棒。”
后来，我们自以为学聪明了，把红薯藤换成了石头，或者荆棘条...但，无一例外被打得更惨了。最后，老老实实地割完草再去耍。——黄金棍棒出好人，是真的。
最不想被提起的黑历史是：在刚脱掉裤子想方便时，被大白鹅追着咬屁股，疼得哇哇的边哭边跑，还没跑赢，屁股多了一块青紫；在给大黑狗倒饭后，发现他被拴住够不着，想把饭槽给他端近点时，被狗一口咬破裤腿，破了皮的同时吓得哇哇大哭。当蓉姐儿，去外公的爸爸那里（太太，四川方言可理解为祖祖。）蹭了一块粉蒸肉，我便也哭着闹着要吃。不要别的，就要她嘴里的那块，仿佛世界上再无其他可以代替的珍宝，只此一份。在被外婆锁在家里，出不了门，急到把粑粑拉在裤子上。
孩提时代最纯粹的年纪，最勇敢的年纪，最无畏的年纪，最自信的年纪，也是最欢快的年纪：我们会偷喝喂牛的高粱酒，只为想知道酒是什么滋味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喝。我们会偷吃放在灶头上熏的黢黑的豆腐干，只因为外婆说过豆腐在作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熟了，即使它又硬又咸。我们也会一点点地把它啃出白色的本来模样。然后当外婆疑惑豆腐干怎么越来越小时，理所当然的说，“肯定是老鼠子吃的。”会因为家里有客人，而兴奋不已。即使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上桌子吃饭的，但我们可以和外婆一起在厨房里吃，而且吃的比平常不知好多少，会有好多好多的肉和菜，还会有糖。那是除了过年外，最好的日子了。我会在开心的时候掀开我脏兮兮的衣裙，露出黄中带黑的肚皮，不会在意自己是否干净是否污浊。也不会因为大人的调笑而改变自己，大人骂我，我还能跳起来，学着她骂我的话再还回去。没有道德的教化，礼节的束缚，更不会有知识的熏陶。有的只是一股野性，自然且纯真。
现在的我，从野丫头，变成了读书人，礼仪廉耻是在开口说话前的禁锢咒。就如孙悟空在成为孙悟空前是美猴王，可当带上禁锢咒后，有的只是孙悟空再无美猴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