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遏制战略其实是一种很难实现的战略，因为这个战略需要巨大的国力和影响力来支持，就比如对英国对俄国的硬遏制战略，
它就牵扯了英国相当多的精力，最终构筑起一条几乎横跨整个世界岛的封锁线，这样的战略也深刻影响到了其他地区的历史。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英国的家门口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这就让英国必须将自己的最优先考虑对象换成本土的安全。
针对其他国家的硬遏制战略必须放弃或者暂时搁置，否则英国必定会因为这个战略付出代价。
所以，英国政府在经过考虑后认为马六甲以东的利益和本土利益比起来是次要的，英国还是要优先保证本土与海权的安全。
英国要缓和与中国的种种矛盾，搁置两国的争议，直到英国解决了家门口的这个挑战者。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终于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是要尊重，对此英国政府中一部分人是不同意的。
他们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与英国核心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个冲突的根源是香港，如果将香港还回去，英国从1840年以来的所有对华努力就全白费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尊重英国的利益，因为英国有实力这么做。
但是另一部分人不这么看，他们反对因为一点点蝇头小利而加强敌人的做法，并且香港的利润正在下降，危险性却在上升。
英国皇家海军站在这些人一边，远东舰队在中俄战争之后面对中国不时露出水面的潜艇缺乏必要的安全感。
香港现在实际上已经不驻扎巡洋舰及以上的军舰了，而陆军和殖民当局也对港内高涨的民族情绪毫无办法。
他们认为与其撕破脸被中国人像踹走一条狗一样赶出香港，不如选择体面的方式交出这里，说不定还能换取些好处。
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主张继续控制香港的一派落入了下风，英国政府授权外交部门与中国商谈一些“两国都关心的话题”
而且是立即商谈，不能有太长时间的拖延，避免德国给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许诺太多的好处。这样一来，朱尔典需要承担的责任就相当重了。
不过朱尔典和前任窦纳乐一样对英国外交部门的迟缓很不满意，他坚持认为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包含在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问题中的。
而这个主导权中还包括有英国逐渐放弃主动的日本问题。
如果不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谈，那么这次谈判不过是第二份中英香港新约，中国还是会不断的给英国压力，逼迫英国吐出中国想要的利益。
如果英国早一点听从朱尔典的建议那么远东将不会像现在这样麻烦，但对他们来说可惜的是，朱尔典之前提交的报告，包括他在成为大使之前的报告都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室内吃灰，根本没人注意。
所以，朱尔典不得不提醒外交部门他需要更大的权限并且与英国驻日大使馆配合，最终，英国外交部门同意了朱尔典的部分要求，让他先看看中国在东亚的底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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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主动寻求与中国谈判让王启文真正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代表英国人最终还是将中德区分开来了。
接下来英国人大概率要用香港，日本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利益来换取中国的绝对中立，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接下来的谈判就容易许多。
不过这场谈判王启文不会参加，而是先由外交部去谈判，当然这场谈判也不能太快，要根据唐绍仪在德国的情况来决定何时结束。
而除了谈判外，中国的硬实力也必须要充分体现出来，与英国人打交道绝对不能全部寄希望于谈判，必须在场外也有足够的震慑，否则英国会后悔吐出这么多利益，然后马上翻脸不认账。
所以在比起谈判，王启文更关心的是国内的工业建设，为了明确态度，在朱尔典请求就东北亚问题与中国谈判之前，王启文签署了命令，加大军队的弹药储存量。
天津，江南，保定等地的军工厂也开始提高军火生产量，虽然比不上中俄战争时的产量，但是对于一个处于和平期的二流强国来说，这也确实够让人浮想联翩了。
面对中国这样的举动，朱尔典心中是愤怒的，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在示威，告诉英国人他们有能力用武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出愤怒，因为与中国谈判这是英国人自己选择的，而更关键的一点是，美国人已经从唐绍仪访问德国和英国着急与中国谈判这一点中察觉到了可乘之机。
根据英国外交部的判断，美国十有八九是希望中英谈判破裂甚至发生军事对峙的，这样美国在亚洲就会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而除了美国人，德国人同样在盯着中英准备开启的谈判，与美国人一样，德国也巴不得中英关系破裂。
朱尔典事后回忆起这一阶段时承认，英国外交部门在谈判开始前没有想到，在远东问题上英国会受到这样的“屈辱”，被一个二流国家示威。
而朱尔典也成了葬送英国在东北亚最后一点利益的外交官，这让他在之后备受指责，许多人认为他没有尽到一个外交官的职责，致使英国的国家利益被出卖。
但实际上，这与朱尔典是否尽到职责并没与太大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国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英国受到的挑战越来越多，这是他们必须要走的一步，而今后英国将会有更多的退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