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合作协议签订后，中国一时间安静了下来，除了在事关日本和朝鲜方面的问题不时在国际上嚷嚷两声外，在没有其他的动作。
中国终于向英国所期望的那样安静了下来，让他们专心处理内部问题，一直到1904年之前，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中国都没有任何大的外部动作。
唯一能够称得上大动作的事，是中日朝联合指挥部在天津成立，自此中国就有能力直接控制三国的军队实行共同行动。
俄国人对此表示抗议，并声称保留追究中国奴役控制日本朝鲜国民的权力，开始为战争寻找借口，东北亚三国与俄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双方在国际上大吵大闹了好一阵子，日本进一步的扩充陆军，准备应对已经增兵到7万人的俄国北海道集团军，海军也购买了6艘中国最新的风级鱼雷驱逐舰。
中国的反应并没有日本那样激烈，虽然嘴仗打个不停，但是水面舰艇扩张并没有加快，也没有新的主力舰下水。
这主要原因是，王启文发现随着合作协议的推进，国内出现了一点不太好的苗头，那就是中国政府以及军队中有一些人在思想上离德国人有些太近了。
这可能是因为自己近期出于对英战略考虑而更加靠近德国的态度让一些人产生了误判，误以为中枢下一步就是与德国结盟。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超过了中俄可能在近期就爆发的战争，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些政府中的亲德派就有可能试着让中国拐入深渊，这是王启文绝对不能够允许的。
而英国人对此也有了警惕，很有可能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要求中国中枢打压亲德派，这样会让中枢的威望受损，所以，王启文准备先遏制国内的亲德派势头再说。
作为打压亲德派的重要一步，王启文必须与几乎和内阁总理没什么区别的唐绍仪合作，先规定他所处的位置。
不过唐绍仪显然比王启文还要关注国内亲德派的问题，或者说唐绍仪一直在关注国内那些野心家，他发现国内有些人专门从中枢的对外政策上摸索中枢的喜好。
唐绍仪不关心这些人想要以此得到怎样的位置，他只关心这些人会不被干扰国家政策，所以他主动找到王启文来探讨国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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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中国与德国最主要的区别实际上只有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外交是独立的，它只为争取国家利益服务，并在国家战略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与英国类似。
而德国的国家战略重点是军事和殖民地的扩张，德国的外交只是为前者服务，这让德国国家战略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这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德国根本没有外交战略只有失败的外交政策，国家战略就是军事战略，而这样的国家战略在维也纳会议时就被证明是失败的。
德国外交成为对战争和殖民服务的工具，这让德国政府在遇到国际危机时变得越来越具有冒进、威胁性。
这种冒险加威胁的外交首先就体现在1896年的克鲁格电报事件上，德皇威廉向德兰士瓦共和国克鲁格发电报，祝贺他们击退侵略者。
本来此事与德国无直接关系，但德皇想借此给予英国人教训，以表达一种英国离开德国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的姿态以此逼迫英国与德国合作。
这样极度不信任这样的冒险行动极大的恶化了两国关系，这一举动非常具有挑战性，他很快感受到了英国的重压。
英国人感觉到德国人巨大的“敌意”和“侮辱”，最后德国不仅没有实现目标，反而引起了英国的怨恨，德皇不得不向英国王发电道歉。
1898-1901年，英德两国进行了三次结盟谈判，英国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然而德国却并没有考虑到自己在国力以及影响力方面的弱势，
主动寻找和放大两国关系中的共同点，致使两国战略目标相距太远而难以调解利益，索尔兹伯里也更加的不信任德皇威廉二世。
要知道，英国在此期间经历了与法国的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1899-1901年的英布战争，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等事件，国力消耗非常巨大。
外加上我国在中日战争，美西战争前后出于拉拢目的而让德国人在远东有一定力量辐射后，英国人其实是有想借助德国的力量平衡法俄，并在远东地区与德国合作的心思。
但德国人却一心关注法俄两国靠近后带给德国的危险，根本不考虑其他的问题，如果和这样的国家靠的太近，中国就相当于是主动靠近了失败。
所以，我希望总统先生能够尽快的遏制国内亲德派的势头，我们需要与德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在政治上，一定要和德国人划清分界线。”
王启文默默听着唐绍仪的分析，心中对于这位外交部长更加的满意了，他完全看透了德国外交的本质，也看到了德国必然失败的结果，
而更重要的是，唐绍仪敢在自己这个中国最大的亲德派面前如此直白的阐述中德靠近的危害，仅这一点，就让王启文相信唐绍仪完全可以承担更重的担子。
“德国人在失去了俾斯麦后，也失去了他们的外交远见，德国领导阶层之后再也没能理解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
仅从这一点来说，我就不会让中德突破现有的关系，中国也永远不会上德国人的战车。”
王启文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唐绍仪在听到王启文的话后，他的脸色明显缓和了下来。
“中国再也经不起失败了，我们从1840年起坠入深渊，用了大半个世纪才艰难的爬起来，我绝不会让国家因为一次政策上的失误重新坠落深渊。
所以，中德关系是有一个底线的，无论是谁也不能踏过这个底线，在这一问题上，我可以向唐部长保证，中国是绝对不会追随失败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