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成了华夏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大现象，是不甘被残暴的压迫和剥削，广大的农民起来反抗，这是对统治者的不满，更是朝代更替的时候。他们有的出现，摧毁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根基，最终进入天下大乱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用宗教来发动起义？
这和华夏古代思想有关，皇帝专制社会下，思想落后，特别是底层平民，他们处于文盲，崇拜鬼神，一些宗教宣传救苦救难，解救众生，让人们脱离灾难。
在这种情况的宣传下，无知的平民就会加入到宗教中，他们盲目的信仰着，对宗教惟命是从，这就是发展势力最好的手段。
而且，用宗教做掩护，一般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集齐上万人，也不会有人管，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宗教的会议，不会往起义这方面想。因此，用宗教来做掩护，是最好的手段，不然光集齐这多人，官府早就知晓了，哪还有什么后来的起义？
可见，在古代，想要密谋起义，利用宗教是最好的选择。
而宗教还有什么作用呢？
人是社会动物，将人心集结起来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所谓宗教，便是利用一个载体，或者说平台，引起人内心深处的共鸣。
这种共鸣可以是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对于强大力量的向往。我们不难看出现在的三大宗教都是与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在做斗争，这正是众多受欺压的人民心中产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产生的共鸣。
所谓神的力量，本身就是离不开人的，没有人就没有神。神的强大力量，是无数教徒集结在一起的力量。而一些戒律，则是发掘人本身的真善美，让这股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更加的纯净，也更加的高效，或者说能使人信服，从而让更多人来组成这个牢不可破的“社团”，而至于宗教为什么都能够发展壮大，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是一个人类主宰的社会。
良好的宗教可以鼓舞人心，给绝望的人们带来希望，而邪教则恰恰相反！
邪教”一词在华夏历史上实属晚出，但是与“邪教”的范畴相涉的事物则古已有之，早期道教和佛教的一些派别都曾被认为是“邪教”。
迄今可以从华夏历史文献中看到的有关“邪教”一词的最早记录是唐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向唐高祖上的一份“废省佛僧表”，内称“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稍后的《法苑珠林》中有《妄传邪教》一篇，则为反道教宣言。
这些地方是将本宗教之外的宗教指为“邪教”，其含义近似西方的“异教”。但是，对于与今天“邪教”意义更为接近的各种活动，历朝古籍中常常不使用“邪教”一词，唐及以前常常采用“妖术”、“妖贼”、“妖讹”等“妖”系列词，宋及以后由于“食菜事魔”的摩尼教（明教）兴盛，对“邪教”常常以“魔”称之。
明清两代，“邪教”的概念已经逐渐接近现代意义，但是明代并不常用“邪教”一词，而是沿用前代的左道、妖术、异端、妖讹等各种说法。
真正开始全面使用“邪教”一词是在清代。当时的各种文本中均普遍使用“邪教”来指代各种民间秘密宗教，“邪教”成为内涵相对固定的概念。如钱大昕就曾云“乃知‘吃菜事魔’即今人所谓‘邪教’也。”“邪教”这一术语此时被正式用于官方文书当中，清代历朝上谕、臣工奏折、政府告示中均频繁使用。
华夏历史上一直以来并无一个“邪教”的具体定义或认定标准，通常是在遇到具体的某个事件时再将其归为“邪教”。对历朝历代的“邪教”与反“邪教”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通常一个教派如果影响较大，信徒众多，就会开始受到政府关注。如果再伴有“夜聚晓散”或是“男女混杂”的现象，那就离“邪教”更近了一步。
另外一个标志就是，谶纬式口号、末世观念的提出和新神降世的宣传。谶纬式口号常使人相信“天命”已经改变，而末世观念认为现世即将毁灭，如果要得到救赎，唯一的办法就是信仰此教；新神降世则隐喻统治者的更迭。这些都具有煽惑民众的作用。现代“邪教”也常常通过预言和宣传末世的方式来迷惑信徒。
总体来说，历史上各个朝代认定“邪教”的标准是接近的，但是随着时代变化其关注点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基本上同一时代的秘密宗教，在教义、组织形式和仪式方面都有某些共通之处。一般来说，它们都衍生自某几个宗教教义比较完善，影响较大的教派，例如宋元时期的教派多有弥勒明王之类信仰，有“男女混杂”，“夜晓散”，“吃菜事魔”，“烧香结会”等认定标准，而罗教兴起之后又大都崇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白莲教之后的教派大都采取家族传承的世袭方式，尤其清代，一个教派由一个家族经营的现象十分常见。
在“食菜事魔”出现后，几乎所有见于史料记载的教派都吃斋，不管其教义是否与摩尼教有关。而从白莲教开始的教徒过世俗生活的特征，也被几乎每一个教派保留下来。这些教派之间有复杂的亲缘关系，分支、合并、易名现象很多，以至于教义当中互有杂糅，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些教派吸引信徒入教的方式也很相像，大约有：宣传教主灵异，邻里戚属之间相援引，以末世论制造恐慌，以及以利益相引诱几种方式。其中以利益引诱的方法一是开出“劫后”或“来生”的空头支票，二是使用谶纬式的预言使信徒相信将来会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