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段路，惯常而特别。
历史本为历史，却要模糊，人们竟漠视此点。试图描述者，又不曾将其归位。今有愚者，路人，要行此事。
它，始于上世纪中叶，可至再远；下则至今，或更晚。
约半个世纪前。
父亲为我讲述高尔基小时与流浪儿一道捡垃圾的事，鼓励我说：“将来你也要写一本《童年》。”许是巧合。半年前，妻子与我送别儿子去南方读博，不久，我们又一道去西北掩埋了父亲的遗体。之后我开始读英文本的《大卫·科波菲尔》，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并重阅《忏悔录》。当我终于动手写这篇文字时，六十岁，退休。也许，该有人将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梳理一下了。
不知怎么，总想起那位伟人在喀山求学不得的那段光阴。其实像他那样的人，即便有机会进学府也未必能满足其对生活的好奇心，于是他便转身向社会求索了。
最终，他以朴实的语言道出了真相，因为满身创伤的他，不可能以华丽的语句来描述陋室中的感受，所以我也只得由生活本身来讲话了，因为真理仅存于事实。
无力改变，就和盘托出。
在古老的土地上
第一部 童年——苦难的历程
文字不精，实话，历史。
它不容忘记，亦不会被磨灭。
一
六十年前的冬天，那所大学的附属医院里，我即将出生。听母亲讲，时至年末，病房里很冷清，人们大都慌着回家过年了。
我生了下来，身边却无父亲。他被送到一个很远的采石场去了。
父亲说，那天开完批判会，他被叫进一间屋子。一名审判员就坐在里面。之后他被弄走了。他说那不是公开的正式审判，是非法的审判和拘禁。
父亲临走前，确切地说，是父亲得知自己要被弄走，在仅剩的几天里，用家中能找出的废旧木料，力不从心地为我做了一架小孩儿推车，算留给我的出生礼物。
母亲自父亲离开渭町，就吃不下饭。
她开始哭泣，于是没了奶，便哭得更厉害了。
外祖母来了，安慰母亲，可她依旧哭。外祖母急了，说：“你再哭，我可走了。”她还真就走了。因为她还有一个住在别一个城市的女儿，也生了孩子。
十多岁时，总听父亲给熟人们讲我出生的事。
“……他母亲生下他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更别提补养品。单位上一些好心人组织起来，分头骑车子满街找吃的。一天下来找回的最好的东西是胡萝卜……洗洗放到炉子上煮，那就是他妈妈坐月子吃的最好的东西了……”
“怪不得这孩子这么瘦……”听者无不同情地望着一旁的我说。
母亲说，产房里一位官太太生了娃八斤，听说母亲生的我八斤十四两，便跑过来看。
“你生下来竟有八斤十四两，用的还是老称呢……”懂事后父亲老这样调侃我。
父亲被押往一个偏远山区采石场, 附近有个很大的石灰窑。
多年后他告诉我，那里很像冉阿让待过的地方。其时已至拨乱反正，他带我去看电影《悲惨世界》。影片中一群囚苦役犯戴着镣铐在山坡上干活儿，那些刑具、工具和岩石相触时发出的声响，使他有些受不了。
母亲生下我不久——照父亲的话说——也被送到可以“被喂狼”的地方去了。
我被遗弃在保育院。一个被迫离开母体的婴儿本能地哭泣。那里的工作人员听着心烦，就将我的小床移至楼梯间。那里没有窗子和光线。为了防止我爬动，还将我的手臂绑在床帮上。母亲偶尔有机会回城里看我，这番景象恰好被她撞见。她生气又难过，用力扯断绳索，找到那里的负责人。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大姨曾到保育院打听我。她说我的乳名——毛毛，终因她人太老实被打发走了。且她自己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
我病了，院方瞒着母亲。直到我病情加重被送进医院，才通知她。她星夜从偏远山区赶到医院，见到病中虚弱的我，竟还生着满头的疮。
几年后母亲回到城里。到保育院去接我。我喊她“阿姨”，她流了泪。
大约是个大学校园，或机关大院。
最初的记忆，残存的影像。其间有条小道，母亲抱我踏着砖铺的有碎石的地面，将我送往一个我极不愿去的地方。
午后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暖暖的。母亲身材修长，步态很美。
只记得我特别不愿离开她那温柔的怀抱和手臂，而我知道那不可能。母亲似与我一样的心态和无奈，因为再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就要到达那个令人痛苦的地方。我们绕过一幢大楼的侧后方，进到阴暗的楼内。长长的走廊脏且暗，快到尽头时墙上有一个更暗的大洞，里面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再往前走便进入到一个只有昏暗灯光的房间，那里有很多孩子，之前的吵闹声便是这些孩子发出的。
记事后将上面那段讲给父母。父亲说：“多好，像电影中的情节。”
母亲沉默。
以上是我出生的故事。有回忆，有长辈们所讲。时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也有一些好人做的善事，它们如冬日那最微弱的一抹阳光，带给人们最后的希望，鼓舞人们勇敢地活下去。
父亲被带走第二天。
母亲挺着大肚子，手提一把旧斧子走进厨房。一大堆待劈的木材，一直堆到墙壁跟前很高的地方。那是前阵子学校卖给职工做饭用的。
她无助地站在那儿，想要做那力所不能及的事。
“嫂子，”一个诚恳的声音。
她转过身，是隔壁邻居那平日不爱说话的单身青年。
“嫂子，他们把大哥弄走，我来帮你劈柴。”
小伙子用了大半天时间劈完了那堆木柴。
几年后父亲出狱，母亲向他讲了这件事。
后来听说那青年——其实我该叫“张”叔叔或是“陈”叔叔的——他的姓氏实在太普通了——因因其行为而遭受牵连。
八十年代父辈平反，父亲与叔叔重逢，两人抱头痛哭。
平时父亲很少用毛笔。但那一次，父亲特地用毛笔以文言形式，在宣纸写下一段文字送给叔叔，以表感激和纪念之情。
那张宣纸只偶尔见过一次，内容知晓，精准的文字只记住一个字——“薪”。
之后，我又听说了截然相反的另一故事。
父亲走后，母亲孤立无援，便给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兰州的一位叔叔写信，原本希望至少在精神上能得些安慰，不料那人回信说：“……像北辰这样的人，早该送去改造了……”
关于此人我了解不多。只听说他在五、六十年代闹过离婚，期间父亲还为他说过话。那人对家人不好，晚年几个孩子都不愿管他的事。
母亲不再求人。父亲出狱后得知此事原委，晚年又讲给我。
父亲离去的那段日子，不知母亲怎样捱过。
外祖母曾陪母亲带我去探监。天冷，我得了腹泻。父亲从母亲手里接过第一次见面的儿子瞬间，我拉了他一身。危难之时孩子生病无异于雪上加霜。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因这事对父母有种愧疚。
无奈，母亲申请调动离开陕西，带我回到老家夏域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