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
医生又把她叫到办化公室单独谈话。每次她一出去我就有一种永别的感觉，好想拉住她，不准离开我，可是，医生的话能不听吗？那样做太不合适了，我能做的只有眼睁睁的看着她出去，叮嘱她快去快回。她一出门，我心里就忐忑不安，满脑子都在想医生究竟和她说什么？是不是我病情又恶化了，是不是要转科室？是不是我快不行了？是不是我的病会传染？要隔离治疗……一般情况都是等我还没设想完，她就回来了，可是这一回却久久不回，我有点急了，是不是她忘了回到我身边，她出去溜达了？心中的怒火“腾”地升起来，我马上拔通了她的电话，可是她把电话挂了，这什么态度？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还这样对待我，又重拔了她的电话，她又把电话挂了！啪，我把电话摔在床头柜上，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护士回来换了一袋液体，我问护士还有几瓶，护士说这是最后一小瓶，10分钟就完了。我数着针水滴数，一滴、两滴、三滴……数到最后一滴时，她回来了，她笑吟吟的脸上却是一双红肿的双眼，见她这个故意掩饰悲伤的假笑，我又怎么能怨恨得起呢？我说：你哭什么？我还没死呢？留着到时候哭不迟。她说没那么严重，医生谈话和往常一样，没什么，只是刚才孩子打来电话，想孩子想哭了。一提到孩子，我的心不由得颤抖起来，我那可怜的孩子才7岁，我不想给他小小年纪就承受这么沉重的痛苦，我一直都没把病情告诉他，也不允许其他人告诉他，我想用缄默来保护弱小的他。我不知孩子将来是否会理解我的这片苦心，也许我是错的，但我实在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保护他。
病房里的住的都是身患绝症的人，住院的时间都比较长，同病相怜的人中有些都成了老熟人了，但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打听另一个人的病情，我想，这是大家都在用这种方式有意识地拒绝死亡吧，可是死亡能拒绝吗？隔壁病床上躺的是一个大学退休教授，孩子在BJ工作，成天陪他的就是他那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太太是个话唠，成天就是“路边社”报道，谁谁得了什么癌、谁谁吃了偏方好了、谁谁医生叫签病危通知书了……老头听烦了，就让她滚，她也很自觉，滚就滚，谁怕谁，我还不耐烦呆在这地呢，转身就走了，可是最多过两分钟，老头又叫她进来，他知道老太太就在门口坐着呢，老太太又进来了，好像刚才啥也没发生过，又问这问那，要不要喝水了，要不要上厕所了……过了两天老头就死了，马上又搬进来一个新的病人。这样的故事每天都上演，这个死了，那个又来了。床位紧张得很，毫不夸张的说，有些人到死都没等到床位。一旦住进院，病人和家属都松了一口气，甚至都有点兴奋的感觉，好像病能不能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住进院。
今年我几乎都没离开过医院，才出院又入院。我越来越难受，感觉五胀六腑都已经腐烂在肚子里，肚子里的腹水撑得我像个要生孩子的孕妇、脚肿得像两个大面包，根本就塞不进棉拖鞋里、黄若枯菊的皮肤上到处都是紫色的蜘蛛痣，身上的皮屑一层一层地脱落，只要我坐过的地方，准会留下一层面包糠似的皮屑……这个鬼样子连自已看着都难受！更糟糕的是我开始疼了，这个疼痛强度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疼起来时，就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刚开始时只要打了止疼针就缓解了疼痛，但是随着疼痛的次数增多，什么止疼针了、药了好像也失灵了，干脆，主动要求下回不打了，打也白打，就让我疼死算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疼起来时，把平时说的豪言壮语全忘了，我要求打一针，可以的话一次给我打两针，甚至三针都行！
这两天我感觉不太疼，是不是“夕阳返照”的先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这次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住院了。我想回家再看一眼亲爱的儿子。我催促妻子要求医生办理出院手续，手续很快就办好了，我们回家了！看着忧心忡忡的她，我反而很轻松，还开玩笑地问她要不要我开车，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小虎牙，看着她的笑脸，心底顿时冒出一肌莫名的愧疚感，我错不该娶她，娶了她却毁了她一辈子！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她慌了，问我是不是疼，要不咱们回去找医生，我说没事的，我是喜极而泣！她半信半疑的扶着我坐进车里。一个小时后，我们到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