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拱辰说：臣虽不才，却也是官家钦定的状元，在字句斟酌上自然是讲究的，当然不会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诬告滕宗谅贪污。
仁宗皇帝平和地说，拱辰，你来说说证据。
王拱辰说出的证据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约谈期间，滕宗谅只是白天被问询，晚上就回家，而滕宗谅就趁着不被拘禁的便利，在臣等要调查其公用钱账本之时，竟然为了毁灭证据，烧掉了他的账本，这账本就是证据，可是滕宗谅却烧掉账本，这是对大宋法律的亵渎，对官家的蔑视，还望官家圣裁！
仁宗皇帝以为，在这事实面前，范仲淹欧阳修会无话可说。可是，他失算了。
这是，站出来的大臣越来越多。
首先是欧阳修，他慷慨激昂地讲到：尽管如此，就算滕宗谅有罪，臣愿与他同罪，臣实在不敢相信他这样的君子会贪污国家公款！
然后韩琦、富弼、苏舜钦、蔡襄等等好多庆历新政的革新派大臣，几乎全部站了出来，一期高声呼喊：“臣附议。”然后向皇帝求情。
其中，要数苏舜钦言辞最为激烈。
这正中了夏竦和王拱辰的下怀。原来，滕宗谅贪污案，只是滕宗谅一个人的事情，可是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君子党，偏偏是同声好相应，同气自相求，把滕宗谅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朝堂上形成了这样一股势力，皇帝最忌讳的就是大臣们结党营私、步调一致，最喜欢的就是大臣们互相攻击、互相谩骂，因为，他不是哪一个派别的支持者，他是各种势力的平衡者。
皇帝对君子党内部的团结感到震惊，继而忧虑，愤怒。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此时，夏竦、王拱辰上奏，请求将革新派悉数贬出京城。
而第一个被贬的就是滕宗谅。
庆历四年，那是一个春天。滕子京被贬到岳州，以罪臣的身份，做当地知州。
范仲淹以参知政事身份谪守邓州，收到滕子京的来信，写下《岳阳楼记》，开篇提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这篇文章的起点，却也成了庆历新政的终点。王拱辰，这个被欧阳修多次嘲笑的人，成为了守旧派的mvp，终结了这一场新政。
欧阳修被贬滁州，王拱辰本想好好教训一下他，可没想到他在滁州做官，政绩很好，还写下<<醉翁亭记>>。
欧阳修最大的伤痛，就是苏舜钦因为这件事，得了抑郁症。苏舜钦被贬到苏州，他感慨山长水远，再也无法与友人见面。当地的官员也常常为难他，他是一个很高傲的人，受不了别人的歧视以及冷嘲热讽，几年后郁郁而终。据说，在他最难过的时候，看东西时只能看到黑白色，快去世的时候，他竟什么也看不见了。
而这一切的一切，这恩怨纠葛的起点，都是源于当年王拱辰穿上状元袍。欧阳修不服，苏舜钦不服，很多人不服，因而他们之间，经历了互相的嘲笑与政治上的打击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这状元袍不仅是欧阳修与王拱辰一辈子的伤，也成了庆历新政中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一辈子的伤。
有人问，他们会和解吗？我想说，不会。假如你是欧阳修，你生命中有一个王拱辰，抢走了本该属于你的状元，尽管他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并没有说你的坏话，你会甘心吗？假如你是王拱辰，你凭借自己努力得了状元，却被自己曾经最好的朋友怀疑、嘲讽侮辱，你会愿意吗？
但是，他们曾经想过要和解，怎奈积怨太深。
有人认为时间是消弭仇恨的良药，我认为并不是。因为有些仇恨刻骨铭心，一辈子也不会忘。
过了十几年，仁宗去世，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
王拱辰与欧阳修不再是政敌，他们同样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王拱辰以为自已与欧阳修可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这一切，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一天，王拱辰请欧阳修在东京最豪华的酒店吃饭，他想给欧阳修真诚的道个歉。刚一开口，王拱辰说：“永叔兄，当年把你贬到滁州，你受苦了”欧阳修回敬道：“我在滁州，过得很自在，我写下了《醉翁亭记》，官家让自己的儿女去背诵这篇文章，而且这篇文章不光会流行于当时，还会传之后世，我会因为这篇文章而不朽。而你，只是个状元罢了，千百年后，不会有人记得你。”吃饭的整个过程，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最后，提到苏舜钦的死，欧阳修越说越生气，把一切责任都归咎到王拱辰头上，摔了酒杯，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