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以及总参谋长当然不乐见军费不增加的局面。但李正昊之所以亲自来，也是为了安抚兵部。
更重要的是，军费只是没有增加，并没有被缩减。这已经是李正昊能够拿捏得住的底线。
经过一番安抚之后，眼见兵部还是不乐意，李正昊问道：“听闻兵部有不少新式装备的设想，不知道能否给朕讲讲。”
“陛下，军费乃是军中要务。”兵部尚书林凤山元帅说道。
李正昊摇摇头，“只有军费是军中要务，装备研究就不是军中要务么？朕以为林元帅一直想用最新的装备作战，难道是朕想错了？”
林凤山听到这里，不敢再拒绝。因为这话已经很不客气了，如果林凤山再纠缠军费不放，那时候一句怠惰评语可能就下来了。而且那时候其他人也可以说，“军队只想着要军费，对于现今装备根本不在意。”这话立刻就让林凤山承受巨大压力。
“还请陛下等候一阵。”林凤山说道。
“不妨事，我正好在兵部走走。”李正昊表达出宽容来。
之后李正昊带着人溜溜达达，在兵部参观。走着走着，就到了参谋部的所在。
大周军队的核心营运机构是总参谋部，兵部这个部门说起来超搞。因为兵部里面挂职的官员只有兵部尚书一个人。
海军司令是军中职务，而不是官职。陆军司令完全同样。在大周官谱中，根本不存在这两个官职。
所以兵部名义上是总参谋部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是总参谋部的‘场面机构’。兵部尚书的办公室都是从总参谋部大院借来的一间。
当然，这不等于兵部尚书就没有影响力。根据后世人们的理解，兵部尚书这种设置，其实是允许了兵部尚书是文官的可能。但是，大周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文官当过兵部尚书。全都是军中最高级别的军人当兵部尚书。
在总参谋部的大院里面走啊走的，不知怎么就到了第一作战室所在。
这下李正昊更有了兴趣。陈韶让李正昊明白了自己和老爹李长远为何总是难以沟通，因为老爹的朝廷是个‘战时朝廷’。所谓战时朝廷，目的是最高效率，最大程度应对外面的威胁。
而李正昊所期待的，是恢复到一个正常朝廷的模样。虽然老爹李长远执政后期，朝廷很多营运已经回到了正常朝廷的程度。可还不是。
如果是的话，陈韶就绝不会那么做。因为朝廷制度就会更明晰的限制很多做法。
并不是说那些做法不对，而是那些做法不合制度。
这就是李正昊的政治老师所说。先帝李长远时代，头衔分为‘实缺与虚衔’两种。
实缺指的是职务本身，虚衔则是允许便宜行事的范围。譬如，先帝李长远执政早年，陈韶这样的朝鲜战区司令，就会加衔‘总督朝鲜诸事’。光看名字就能知道，陈韶是可以对朝鲜半岛所有事务进行干涉，甚至可以命令其他文官体系与他合作。
组织流动法庭，执行法制宣传，以确立大周在朝鲜的威严。不过是本该做的。
只是以前的将领们有没有能力干到陈韶的程度。能做到的话，只会得到简单的嘉奖。并没有人把此事当回事。
这种以做事为首要的先帝李长远时代，实缺的地位远高于虚衔。
可正常的朝廷可就不同。所谓正常，就是指权力的行使范围被严格决定。权力的运营方式即便没有明文指出，也有充分博弈下的一个成规。
在这种时候‘虚衔’的价值意义就远高于实缺。因为所有朝廷实缺都已经被确立到无需思考，以至于在这个实缺上的人都完全可以预测与控制。凡是离经叛道的家伙都会遭到惩处，轻则降级，重则丢官，甚至是下狱。
李长远时代为了‘保护’干事官员的虚衔，在这个时代就是实实在在打破了已经定好的文管体系规则。让稳定下来的制度再次动荡起来。
有一次就可能有一万次。所以文官们对于陈韶的行动是无比的不满。甚至有些畏惧。
一旦李长远陛下恢复到他执政初期的方式，整个文管体系就会陷入到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在李正昊的政治老师看来，这对于朝廷来说是决不能接受的可怕状态。
所以李正昊明白，自己的父皇到底为了和陈韶承担多大的压力。把陈韶放到第一作战室主任的位置上，既是发挥陈韶的实力，也是保护陈韶，同样包含着与文官集团妥协的意思。
陈韶听闻消息，赶紧出来，引领李正昊参观了第一作战室。
看完之后，李正昊正好累了，就到陈韶的办公室歇会儿。看了看桌上摞起来的老多资料书籍文献，李正昊随便拿了一份，就见封面上写着《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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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这是什么？”
“报告陛下，这是臣对欧洲研究的一份东西。这类的文献很多，陛下……”
李正昊坐下，打断了陈韶的话，“这里也没外人，叫我声舅舅又怎么了？”
陈韶愣住了。想了好一阵，在李正昊的催促下，乖乖说道：“三舅，最近身体可好。”
“这就对了，自家人自然得说些自家话。我知道你谨慎，在外人面前可不会这么这么称呼。所以我才格外想听听你叫我舅舅。”
陈韶也不知道自家三舅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不是好事。却听李正昊说道：“那研究的结果如何？”
“还没个定论，有空的话，我想去请教一下学校的教授们。”
“不至于吧。那些教授们又能说出什么来。他们去过欧洲么？倒是你去的多些。就如这本东西，叫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我就从来没听人说过。要不，你说说我听听，也当考较你的学问了。”
陈韶没办法，只能解释起来。
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否定了神创论的体系，是研究生物群体发展进化的认知方向。
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也像个体一样，应被看作是以这样方式进化的有机体。这一理论被人用于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在生存竞争中，财富数量是成功与否的判定标准。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哲学基础。
而陈韶认为，根据他看过的文献，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分好几种。
譬如，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斯宾塞所写的内容。
……一切祸害和不幸,都是本身素质不适应外界条件的结果。祸害的根源在于:各种机能与它们的活动范围之间的不可调和。但同样真实的是:祸害永远倾向于消失。人类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适应能力。他的种种心理和行为的改变,都是为了适应环境条件的改变。为了适应环境,人不仅改变着自己的身体或体质结构,也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心理结构,最后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行为方式。那么,当人类进入到社会状态之后,究竟需要具备哪些心理素质或意识呢?显然,过去野蛮时代的那种残酷的斗争欲望,那种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幸福而牺牲别人的欲望必须改变。也就是说,社会生活需要这些条件:“它要求每个个人只能有这样的欲望,即充分满足不会侵犯其他个人得到类似满足的能力。假如每个人的欲望不是这样受到限制,那么或者所有人都必然有一些欲望得不到满足;或者一些人必须牺牲别人来使他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两种必然带来痛苦的选择,就意味着不适应……
“陛下……三舅。这话听着貌似很平和吧。”陈韶把这段东西读完，又把文献递给了李正昊陛下。
李正昊读书很快，几眼就扫完了内容。然后不解的问道：“没错。这东西看着和你先前所说的那些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种XX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XX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完全不一样。看来他们也不过是借用旗号么。”
“正是。陛下英明。”陈韶表示完全赞同。
斯宾塞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社会进化是指社会有机体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其内部的功能和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一般需要在细分化-异质化-凝聚-确定几个环节。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而是一种社会基模，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现象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
“这是用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却被那些不读书又有自己目的人的拿来解释他们的行文是正确的。可见欧洲现在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必须用一种笼统的，貌似能够解释社会的东西来作为旗号。”陈韶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听说正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都有些撑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