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周易》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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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儒家特强调“道德治国”的政治学说呢？这应从历史文化背景去认识。正如黑格尔指出：“哲学作为时代的思想:……由此可以推知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同样，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以外，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现这个时代的实质——这也就是他自己的本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德]黑格尔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印刷第57页）
所以，古希腊的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都与各自的时代分不开。希腊哲学的时代精神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故两地的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与哲学精神内涵是不相同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即是什么样的历史特性呢？
我们依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真对“中国历史的停滞与儒学”所引用黑格尔的话以及自己以一段论述，做为以上问题的回答：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绪论》中对中华帝国的特性作了如下的阐述：＂中国和蒙古是神权专制政治帝国，其根基是父家长制。父之一人位于最高层，对我们来说是服从良心的事，他也要进行统治。在中国，这种父家长制原理，系统化地被扩展到了国家。……在中国，专制君主一人位于顶端，他通过等级制度的众多序列，指导有组织机构的政府。在此，就连宗教领域和家庭事务也要由国法来定夺。个人在道德上处于无意识状态。＂
不言而喻，在此，黑格尔关心的是他的历史哲学图式。这一图式开始于东方世界，经过希腊罗马，在日尔曼完成。黑格尔是从担当各个时代世界精神的民族兴亡的角度，来阐述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因而在他那里，地理上的区分同时就意味着历史的阶段。黑格尔的这一图式本身，从实证历史学的立场来看，不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黑格尔所说的作为中国的或东方的那种特性，尽管在程度上的差异，但几乎在东方所有国家的历史中都一度存在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这种特性不只是出现在一个阶段上，而是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就是所说的中国历史的停滞性。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也作出了准确的洞察：
＂因此，在这里，首先所看到的是，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即主体尚未自觉到自己的权利，索性说，是法律法的直接的人伦形态统治着，这是历史的幼年时代。这种形态可分为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它是在家庭关系上所建筑起来的国家，是凭借训诫和管教，赋予全体以秩序的国家。在这里，对立和理念性尚未表现出来，所以，可以说是具有诗意性的帝国。与此同时，它又是持续性的帝国。换句话说，它没能通过自身使自己发生变化。这正是东亚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形态。与空间上的这种持续性不同，第二个侧面是时间形式上的对立。这些国家在自身内部，即在自己的原理中，尽管没有变化，但是，它们相互间的地位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相互残杀，从不停息，促使了它们自己的迅速没落。……但这里所说的没落，并不是真正的没落。因为在这一切的不断变化中，并没有任何进展。那个取代没落而新出现的东西，依然看不到什么进步之处，随后却又走上了没落的老圈子。这部历史可以说是非历史的历史，因为它只是重复着那终古相同的庄严毁灭。＂
黑格尔所指出的中华帝国的特性，只有与中国历史的反复性放在一起考虑时才能被理解。被父家长绝对权威所统领的封闭性家庭社会成了一切社会关系的单位，国家秩序也是在这一根基上以阶梯性的形式被构筑起来的。具有＂父亲般关怀＂的专制君主位于它的顶点。由于这种社会结构在中华帝国极为牢固，所以在其内部，主体（个体）还不能自觉到自己的权利，并且只能停留在自身之内没有孕育出对立的直接的统一。因此，这应是一个＂持续的帝国＂。但是，正因为在自身中它泯灭了对立，对立就在固定的国家秩序之外从天而降。＂一方面所看到的是持续，固定的东西，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所看到的则是对此的随心所欲地破坏。……这样，极为放纵的随意性就与不允许有任何东西的分离，禁止一切独自性东西的形成这种强大的权力构造结成一体。＂因此，这种乍看起来其固无比的王朝，一旦遇到像蛮族入侵这种外部的冲击，一下子就分崩离析。但是，新的王朝也因仍旧是在同一基础上产生的，并采取完全相同的结构，所以也只能完全重复同样的命运。尽管王朝频频更替，但是，中国历史的＂非历史性＂并不是因为内部有分裂，恰恰相反，是因为内部完全没有分化。黑格尔的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那么，中国历史的这种特性与中国历史中儒学的地位难道没有密切关系吗？不管儒学的起源考证性研究如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学，是通过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论逐渐形成体系，经过秦到前汉，随着统一的国家秩序大体上产生，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之时，它作为官学开始占据了独尊的地位。儒学把子对父的服从置于一切人伦的出发点上，在与父子的类比中，在上下尊卑关系中，使君主、夫妇、长幼（兄弟）等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结合起来，强调严格的＂区别＂。儒学的这种道德，对于由＂帝王之父的关怀和不脱离道德家族圈从而不能获得任何市民独立自由的儿子之臣下精神＂所构成的庞大汉朝帝国来说，大概是最为合拍的思想体系。前汉以后，王莽、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先后王朝，兴兴灭灭。但是，不管有多少盛衰，儒学却总是依靠新王朝而确保了国教的权威。一般认为，这与作为儒学道德产生之前题的中国社会关系不断再生产这一事实分不开。在此，能够与儒学对抗的思想体系一直到清代都未曾兴起。如果把宗教思想除外，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说只是在儒学思想内部进行的。与中华帝国一样，中国学术思想亦未曾体验过真正的思想对立。从近代开始，当国际性压力渐渐使现代性，市民性的东西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时候，儒学第一次直面到了三民主义这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系统的社会思想。”（中译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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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丸山真男的论述，已知中国历史的特性。正是父权家长制社会的政治结构，适应了儒学的那套方法与理论；也正是儒学的那套思维方法与道德政治理论，是父权家长制文化土壤里生长并渐渐成熟。由此，儒学思想并深深地浸透了那种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意识依赖并反映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是人们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过程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内容都是源于社会存在，反映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依赖并反映社会存在，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之间变化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当社会存在变化以后，后来的社会意识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并起作用。另一种情形是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发展趋势。
而哲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哲学所反映的社会意识，也存在有进步与落后的意识。
恩格斯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6页，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和作用，归根到底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基础决定论者。西方的社会发展是经济支配社会的过程，“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中国古代社会则是个政治（即权力）支配社会的过程。西方是经济实力制约着权力集中，而中国正是政治权力干预着经济，制约着经济发展，始终是强大的政治权力在支配着社会。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面特性。
如何导致中国权力支配社会？如同中国哲学如何与古希腊哲学如此的不同的道理一样，都应是与其社会历史时空条件分不开。
为何希腊哲学是“爱智”，是追求知识的学问，即追问“正义”，“公正”，“真理”的学问。而如何中国古典哲学不是“爱智”，即不是追求知识的学问，而是统治术，即讲治国之术，治民之术。不但不爱智，而且孔子与老子（当然《老子》一文是后人假托老子所写，也就形成习惯的思维，认为是老子的思想了）恰恰都向往的是推行愚民政策。如《论语》说：“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里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一言之蔽之，民主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基础。而“父家长式”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东西方古典哲学建立的社会基础不同，自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意识不同，其结果的发展路径也不会相同，这似乎都是历史的必然。
通过以上的比较，由此而知，古代中国哲学家特别关注王权统治术，先秦哲学常常与政治伦理思想融为一体。而古希腊哲学思想则往往同自然科学知识交织在一起。中国先秦哲学核心是“内圣外王”的政治学，哲人们都热衷的是“王政”，而围绕着“王政”进行的“道德”（或叫伦理）说教。
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非常关心自然，热心研究自然问题，探讨自然的世界，为科学的思维奠定了基础。古典时期的柏拉图创建欧洲等第一所学园，不仅传授哲学，还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学科。而我们的先秦除王权王霸学说外，就剩下的是巫术及神秘主义思想了。
中国哲学注重直观思维，注重对事物的直观感受和切身领悟。由此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发达的形式逻辑，因而往往带有直观性，臆测性，诗意性的局限。常常缺乏对客观事物复杂关系的逻辑分析和理论论证。
古希腊哲学则比较注重逻辑思维，喜观对事物作细致的解剖和严密的推论，由此形成比较发达的抽象思维及一整套逻辑推论的方法。
东方思想核心，不在于增进积极的科学知识，只在于能够“明于治乱之道”和宣扬“内圣外王”之道。为统治者述求一种理想的人格，从而为封建氏族父家长制统治服务。
先秦虽然出现百家争鸣，但无不关注的是王制的思想与王制主张，而很少有关注的是个体的“人”或“精神理念”，最终随着王权专制思想的加强哲学滑向神秘主义。先秦哲人们是生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之下，维护的是家长制的王权体制。
古希腊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手工业和农业分工比较明显，商品交换比较发达，城市成为商业手工业经济的中心，城邦林立，每个城邦（国家）是独立的，没有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没有统一的统治思想。城邦的公民亨有民主权力。他们重视现实，重视金钱，重视自然，为了发财致富，热心于自然现象的研究。
古希腊哲学家都很重视演说和辩证，重视逻辑论的过程。他们讲求概念的清晰明白。而中国古代哲人，还处于诗性思维，贯用比喻例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先秦的诸子之学，过于依附于政治，甚至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和工具。从而削弱了哲学理论自身发展及相对独立性。因没有自然科学的研究，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发达形式逻辑，影响了哲学理论的系统化，所论之题不是只言片语，就是前后矛盾，互相冲突。
特别是古希腊由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人们很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在梭伦政革之后，实行民主政治和陪审团制度，演说和辩论十分流行，演说甚至成为当时成名致富的途径。城市有专门教授演说术，修辞术的学校。这些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研究，推动了形式逻辑的充分发展，以至于对古希腊哲学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希腊的这些在古代中国都不曾出现。先秦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诗性思维地步。这正如张光直所讲的两种世界模式，在中西的产生。一个是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而另一个是连续性，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
我们通过以上中国古代与古希腊文明之比较，即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对比，不难发现，导致两地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是与其背后的经济方式有关，即商业与农耕的生活方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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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一个是“商业”的王国，而另一个则是“农耕”的王国。通过中西经济方式的不同来看，也由此不能不承认由原始社会转向文明时期；地理环境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地理条件对民族文化特性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是导致“突破性”或“连续性”的动因。在古代地理条件是民族特定的历史时段中所起着决定性作用。
正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或大河文明）文明的不同，导致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路径，即一个是连续性（大陆文明），一个是突破性（海洋文明）。
我们首先认识产生希腊文明的是何种地理环境。即古希腊人生活在何种的地理环境里。
古代希腊包括欧洲东南部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希腊半岛是古代希腊的主要领域，它分作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即伯罗奔尼撒三个部分。
希腊本土属于希腊地域的中央，东有爱琴海，西有爱奥尼亚海和亚德里亚海，它们都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希腊本土实际上是诸海环绕的半岛，只有北部与欧洲大陆相连，和古代东方文明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的特色相比，希腊则是以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为其地理环境的特色。温和晴朗的地中海气候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典型，既无欧陆冬季的严寒，又没有非洲夏日的酷热。海洋主宰了它的气候。这种冬季多雨，而夏日干爽的地中海气候有利于橄榄，葡萄的种植与生长，即经济作物的种植。
因希腊半岛位于地中海东部中央，希腊人可通过航海很方便地达到埃及，小亚西亚，黑海沿岸，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南部等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
希腊文明的最初是爱琴文明，爱琴文明首先产生于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位置优越，海运方便，成为南连埃及，北通希腊的海上枢纽。
希腊文明无疑是与东方文明的交流影响结果，这与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希腊文明略晚于东方文明，从地理位置来看，爱琴海（地中海的组成部分）沿岸，特别是东与东南地方，是东方文明古国。在爱琴海东边是小亚细亚半岛，到埃及这段环海地区，都是东方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那里有最早的两河（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随后的小亚细亚的赫梯文明（这是发现与使用铁器的最早国家），以及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相当今天的黎巴嫩），是最早产生的城市国家（西方的字母最先由腓尼基人发明传至希腊，后传到罗马）。公元前一千年代初，腓尼基人开始进行大规模商业殖民活动，地中海，北非沿岸，西班牙，不列颠等广大地区有他们的移民点。以及希伯来人建立的圣地，和以色列人建立的犹太教。希腊所处的地理位置通过航海，很方便的接触东方文明。古希腊通过海路可以与多个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发生接触。多种文化可在交流中形成新的文化。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都是重要的古代文明国家，古代希腊人使用海上交通工具，可以到达上述地区。
希腊地理环境优越，发达的航海技术使他们与各国建立了商业往来，开放性的商业经济使古希腊人思想开放，接纳许多外来文化成就。
希腊陆地贫瘠，可耕地不多，不利发展农业。希腊曲折的海岸线，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使大海成为交通的主要通道。希腊半岛中部和南部以港湾众多，为希腊提供了面向海洋的自然条件。
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希腊陆地而言，则是山多土薄的贫瘠地区，无数的山脉和丘陵将希腊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区。陆路交通极为不便和地区的分割，是希腊难以统一，促使城邦小国林立局面的重要因素。
古希腊地理位置与东方文明古国地理距离很近，催生了海洋文明。
希腊半岛，地少山多，没有东方的大河流域和广大平原，决定了希腊的经济特征。
雅典境内多山，土质贫瘠，农业相对于斯巴达等城邦落后，山坡上适于裁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是中希腊和爱琴海世界联系的前缘地带，又有优良的港弯，因而为航海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雅典发展成为以手工业和商业及海外贸易的城市国家（城邦）。并奠定了民主政体的基础。而希腊世界的另一大城邦——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犹罗达河贯穿南北，适于农业生产，海岸线平直，缺少优良港湾。这种天然的农业优势，使掌握土地的贵族力量强大，而平民力量弱小，不像雅典发展出工商，平民在经商过程中壮大了自身力量，与贵族进行斗争，建立起民主政体。而斯巴达旧贵族势力强大，同时又处于军事色彩，在政治上长期处于贵族寡头政体，这正是因地理环境影响的政治经济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