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从今本《周易》一书里所看到的那套称为“卦符号”的，就是一共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符号在商代产生时（至目前考古上所发现的这套“六联体”符号的最早时间，还没有超出商朝），是否已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呢？在考古上虽然发现属西周时期的某种器物上一次出现有十几个“六联体”的符号，但截至目前在考古上还没有发现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出现有完整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那么，如何验证考古上发现的属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自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组成的一套符号系统呢？实际这是个很好证明的事情，因《周易》里所传承的这套符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前面所举例的属商朝及西周时期的十二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六个“六联体”符号，就可分析推理出这一问题。
前面所举的十二个器物上出现的三十六个“六联体”符号中，已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出现的。这三个重复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其中之一是：引用资料（二）：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磨石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代晚期）与引用资料（六）：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商末至周初）相同。两个都是以“八八十八八八”这六个符号上下排列的“六联体”。若是将这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豫》篇里的符号相同。这个符号后来也就演变成六十四卦里的《豫》卦符号。
另一个是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西周中晚期）上有一个“六联体”符号与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完全相同。两个都是“—八—八——”这六个符号上下排列组成。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睽》篇里的符号相同。这个符号后来也就演变成六十四卦里的《睽》卦符号。
第三个重复出现的是洛阳唐城花园发掘出土的西周陶簋（西周晚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与山东陈庄遗址出土的龟甲（西周早中期）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写法排列完全相同，即都是“一八八一八八”这种符号和上下排列方法。若是将这个重复的“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其中的一个对应起来，那么，这个“六联体”符号就与《周易》里《艮》篇里所用的符号相同。这个符号后来也就演变成六十四卦里的《艮》卦符号。
通过以上考古所发现的商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三十六个“六联体”符号的对比，我们发现其中就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是重复的出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这种“六联体”符号是一个有规则的组合系统，这种有规则的“六联体”组合，只能是有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否则就不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了，也不会是“六联体”的组合了。从这三十六个“六联体”符号中，就发现有三个“六联体”符号的重复出现，无疑说明出现在商代与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已是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组合。即正是那套不多不少的六十四个“六联体”符号，故运用时才会重复出现。
为何我们要证明这套符号在产生时就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组成呢？这是关系到这套符号的初始及早期流传中，是否如当今易学界里把这些“六联体”符号释文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的正确与否问题。即出现在商周（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被当今易学里说成是“数字”而称之为“数字卦”是否成立的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周易》一书（即原创《周易》文本）所传承的早已是一套（“数字卦”）算卦工具呢？还是《周易》作者所用这套符号时，这套符号还根本没有成为卜筮工具而只是一套记事符号，《周易》作者才作为文章的排序而用呢？
以上我们通过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比较与分析，无疑证明了商周（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也就是《周易》一书里所用并传承下来的那套符号。既然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成，那么，这套“六联体”的符号就不可能是数字组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只要证明这套符号是个“六联体”组合，那么，这套“六联体”符号必须有两个不同的符号作为基础符号，才能排演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重样的组合来。即使是以两个数字组合出这套符号，但已不再是数字符号，而是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诞生了。若是有两个以上的数字来组合，就不可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组合来，这是有“六十四画符号”自身组合规律所决定的了。只要验证了这套符号起始就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就必定是有两个不同的符号（即基础符号）才能组合出六十四个不重样的“六联体”符号来，那么，这就关系着“数字”组合说的破产，也更是使“数字卦”之说不攻自破。
前面我们通过对考古上所发现的商代及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六联体”符号的举例，并由此证明这套符号是有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既然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系统，而在所举例的属西周早期之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里却有三或四种不同的符号出现，这是为何？这就涉及到“六十四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的起源问题。
对于这套符号（即“六十四画符号”）的起源问题，在当今易学界里一般把这套符号的起源说成是“八卦”的起源，这种说法本身是个错误的说法。我们已经论述过“八卦”其说是卜筮上把“六十四画符号”演变成卜筮工具后。即把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演变成卜筮工具后，把每个“六联体”的符号赋予上八种物象中的某些物象，以取象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再后才总结出“八卦”之说，并给于理论化(秦汉时期的“系辞”一文）。
本身所谓的“八卦”符号只是组合“六十四画符号”（即初始形成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过程里的必然过程。“六十四画符号”产生时并不是先有所谓的“八卦”，而后有64卦。这六十四个符号是以两个不同的符号为基准组合，而由2联体可组合出四个不相同的2联体符号，由3联体时可组合出八个不相同的3联体号，若由4联体时可组合出十六个不相同4联体符号，若由5联体这种基础符号可出三十二个不相同的5联体符号来，若由6联体的这种基础符号可组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6联体符号来，依此类推乃无穷大。而不是由“三联体”符号一下子组合出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来。因八个不相同的“三联体”符号（即所谓的“八卦”符号）不是凭空蹦出来的，而是“六十四画符号”产生组合时的一个组合过程(后面会讲六十四画符号的演义组合过程)。
传统易学上所说的“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只是个神道设教和政治说教下的虚妄之说。从考古上发现的商代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已使传统易学上所说的“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不攻自破。
那么，关于这套符号的起源问题，当今已有不少学者有过论述。如在网上看到王先胜的一篇文章里（《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作者王先胜）虽然对本属“六十四画符号”的起源问题进行的讨论，可说成是“八卦的起源”，但王先胜的这篇文章里所归纳的有关学者对所谓“八卦”起源的各种说法还是值得一看，我们不妨摘录如下：
“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是学术界最普遍和流行的一种观点，或可谓主流认识，如：冯友兰认为八卦由模仿占卜的龟兆而来，是标准化的”兆”；高亨认为八卦中的阴阳爻象征占筮用的两种竹棍，八卦是有节和无节两种竹棍的不同排列方式；李镜池认为阴爻和阳爻象征古代结绳记事中的小结和大结，古人用结绳方法记录占筮之数，后来衍化为八卦。由于”诸种假设均缺乏文物验证”[1]，所以它们现在只是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和资料。在当代，由于殷周数字卦的发现和破译，八卦起源于占卜或数卜的观点似乎有了考古依据和线索，所以易学界比较重视这种新的发现，在认识上可能更加倾向于八卦起源卜筮论，如：唐明邦先生认为张政烺1980年提出八卦由古代数卜记录符号演化而来，”这一发现对探讨八卦起源，筮数同卦象的关系，打开了新思路”[2]。郑万耕先生认为冯友兰、高亨、李镜池等人的卜筮说乃至章太炎、钱玄同、郭沫若等人主张的八卦起源生殖器说”都是无从确证的猜测”，而张政烺的理解虽”仍属猜测，但它具有相当的考古文献上的根据，为我们探讨卦爻画的起源，开辟了新的途径”[3]。陈咏明先生一方面认为张政烺对殷周数字卦的破译与朱自清关于八卦符号源于数卜、数目的推想相印证，同时又说”八卦的形成、发展和运用，都是为了占筮，须从占筮的角度去把握，方不致偏离方向”、”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内容日趋复杂，即使可以增加内涵，八种卦象也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和事物的变化了，于是加以推衍，成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是卦象涵盖的内容加多应付的事变也加多”[4]；朱伯昆先生在四卷本《易学哲学史》中有类似的说法：”……八卦所以演为六十四卦，看来是出于占筮的需要。随着占筮的发展，八种卦象不足以包括所占之事，于是加以推衍，成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便可以应付无穷事变了”[5]”。
（[1]、[2]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5页，中华书局1995年8月第1版。[3]郑万耕著《易学源流》13—14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4]朱伯昆主编《周易知识通览》32—36页，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第1版。[5]朱伯昆著《易学哲学史》第1卷13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1月版。）
学者们对这套符号（虽然他们称之为“八卦”符号）的起源，近几十年来不凡有过种种的说法，从“龟兆”、“竹节”、“数目文字”（“1957年，唐兰先生受西安丰镐遗址出土有字卜骨的启发,首次对四盘磨卜骨和西安地区同类卜骨上的文字进行考释,认为是属于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这种文字是用数目字当作字母来组成的。他将其上的数目字分别释为”五”、”六”、”七”、”八””。见《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曹定云考古1989年第07期）、“生殖器”、“占筮”，“数卜”、“数字卦”等。特别是近些年来对“数字卦”说，似乎成了学术界最普遍和流行的一种观点。而恰恰把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数字卦”，则是个错误的说法。
那么，这套符号产生时，是受到什么的启发，而推演出以“六联体”的这套符号组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