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明清时期
历史进入明朝后，也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其“易学”上也有说法。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的哲学成就是“心学”以及“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的“心学”，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养。“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即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规范。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贯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仅光有口号、思想（“知”），而且要付诸于行动，即不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诸的是男盗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义道德，而行动就应按仁义道德去付诸。这是王的“心学”内涵，这也是先秦儒学传统的内涵。王阳明想以“心学”建构仁义道德之国，无疑于类似“上帝之国”的一种幻想。当然帝王官僚统治者，不会真的去行“仁义道德”，那只是他们教育被统治者做良民、顺民的法宝而已。
最代表王阳明的“心学”内涵的是一则“心花”之说。王阳明的“心花”说，按近代西方哲学流派来分，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心花”之说其意，犹似物质的存在是依赖于人的意识。
物质被意识所反映，当然没有人类的意识，就无从谈起反映与认识事物。但不等于物质是有人类的意识所决定，物质并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着，即并不由人类的意识反映或不反映，而这个宇宙是存在着的，若连存在就没有了，那么人也就不会存在着了。若没有人类存在的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何谈人的意识呢？“人”本身也是“物质”，不过人类发展到文明时代有了文字，可把人的思想意识用“文字”这一载体记录下来。人体是人思想意识的载体，载体不存意识何来。物质与意识，是一个依存的关系。当然人没有了思想意识，就行同于“物”没什么两样的。故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应当辩证的看待。
不过王阳明的“心学”在历史中虽有其价值，可惜并没有体现其价值。虽是排朱子之学，但王的“心学”未能引向主体精神的自我觉醒，反而指向致“良知”的“天理”上去了，完全与封建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贯彻一起了，也就失去了反朱学的价值，而最终走向殊途同归的封建儒学体系上去了。王阳明的“心学”是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果来。
而王阳明对《易》的说法，可是“易学”史里最奇特的说法。看这位大儒，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周易》的认识。
《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说法：“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伪耳。”（《传习录》王阳明撰，下卷）
这是有人向王阳明问，朱熹把《周易》讲成卜筮的东西，而程颐认为《周易》是阐明道理的书。为何出现这种分歧的说法呢？而王阳明对这种疑问的问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种调侃的那种说法，而是正儿八经的做学问。王阳明的这种解释，难道在他心里就没有了是非原则的对事物判定的标准了吗？难道卜筮等同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之行为了。在王阳明的心里卜筮问吉凶（算卦），同做学问是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儒者的世界观与方**。在他们心里，鬼神，天道，人世是一体的，还处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地带。王阳明的思想里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学观方法思维。王阳明把程颐讲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说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阳明的逻辑思维。
朱熹把《周易》解释为占筮之书，又在《周易本义》里增加“卦变图”及筮卜仪式，无疑体现朱熹的神学思想。卜筮本是巫术的派生，朱熹所讲筮卜的神启仪式，更体现了巫术思想。而程颐虽运用象数易学，并结合《周易》里的文辞来解释《周易》里的义理，彰显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占卜问筮是妄想先知人的吉凶道理，能说成是一回事吗？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先秦的“易学”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与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孔子对卜筮的认识是何等的理性与睿智，体现了孔子的伟大之处。难道王阳明就分不清卜筮与义理之学两者的区别么？王阳明能有如此的认识，可想“阳明学”的理论了。朱子把《周易》讲成卜筮，程颐把《周易》解释为义理。到王阳明这里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那么，汉象数灾异筮术之学与王弼的义理“易学”，也就成了一码子事了吗？无论是讲卜筮，占问，还是讲义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结论。若站在后封建社会里来看，王阳明的说法，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阳明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疯话。
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还讲什么占验卜筮，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后封建社会里那些“义理”之说，只能助长人们更加的迷信，与失去主体的独立精神，与筮卜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说：“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看看这些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败，灭亡，已成定局。
总之，到王阳明时“筮”、“理”同一说，这又是一种“高明的哲学思辩”。王阳明的“心”说，看似有点类似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两者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所引向的结果，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迪卡尔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而很可悲的是王阳明无法享有东方哲学上的殊荣，王阳明的哲学即不能引发中国哲学上的一场启蒙与突破。而王阳明心学流弊，为后学者只能高谈心性，空喊致良知罢啦。而帝王官僚统治者已然，依旧干尽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再次导致落后民族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一场巨大耻辱与劫难。王阳明的哲学同样不能救国与救民，同为儒学的道德政治“乌托邦”。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继承发挥朱熹的易学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学”认知，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是象数学释《周易》，终于又回归到“象数易学”上去了。
到了满人建立了满人贵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而坐拥北京城，一样的“坐北面南”统治着华夏的大江南北，虽是照搬前朝古制，当又多了个民族不平等的帝王专制。
大清帝国终于把华夏这个古老民族，奴役的遍体鳞伤，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国”，彻底的变成了“东亚病夫”。
本来同样是接受汉文化的日本岛国，把中国后儒家朱子之学做为日本国思想界里的垄断地位。而在近代西方之学传播到日本岛上时能自觉的反思与变革，在思想哲学上出现了突破，实破了朱子之学的束缚，使日本走向近代亚洲之国的前头。若不是近代以来国际战略格局体系的建立，日本侵略中国而妄想建立它的大东亚圈，认为如同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国的那样易如反掌，可以顺利的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与奴役。无论蒙古民族向南的征服，或是满人向南的征服，所建立起来的王朝与日本帝国梦想征服中国大陆那样，而在日本帝国眼里一样把华夏民族看成是一个病弱不堪一击的民族。而日本妄想征服中国的思维是与蒙元，满清征服中国的梦想是处于同样的思维里。但日本统治者忘记了，时空已是星转斗移，已不同于蒙、满人在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王朝时代了。日本只盯着的是北洋**的腐朽与无能，却看不到世界上那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资本帝国的身影。
若不是世界战争与战略格局新变化（已不同于冷兵器的蒙、满人征服大陆的时代了），那么日本征服中国就如同满清征服明朝那样，不知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帝国来。但可知的是日本帝国征服大陆后，决不会像蒙、满那样利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去治理其帝国的统治，即决不像元蒙、清满那样能够保留其中华文化。若被征服不但亡国，而将亡掉的是民族引以自豪的文化。因为日本不像蒙元、满清那样，而是带着他的文化（文字、语言、思想理念等）而来。而那场反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也已不是宋朝文化下的中国，也不是明朝文化下的中国。中国人民一样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一样的经过维新变法，五四运动觉醒了起来。中国人民并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抗战，才没有被日本征服，才避免一次可怕的将会亡掉一个古老东方民族文化的劫难出现（因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这一次避免一个民族文化的灭亡，不能不承认西方英美人民建立起了世界上文明、进步的民主政治体制格式，才有效的扼制法西斯及一切反人类的暴力集团阴谋的得逞。
正是清王朝把中华民族进一步推向积弱与灾难，才招引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一度的瓜分，并招引近邻日本的觊觎，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招引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不过要追根溯源，无论是清朝还是换成明朝、宋朝，在面对西洋文化时，一样的是清朝的那种局面，因为无论是清还是明，所遵循的文化制度是一样的。
那么，清朝里对《周易》的性质是如何的看待呢？又是如何解《易》呢？
被称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王夫之也写了传世的易学著作《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大象解》。
《周易内传》是注释《周易》与《易传》。其它易学著作是对《周易》和《易传》所做的研究。古人的“易学”著作不能与今人的注释和研究上的那种明确分类。古人所谓注释中有论述，而论述中又有注释。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在注释《周易》，是属于传统上所谓的“义理”来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