⑿《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彊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⒀《左传·哀公九年》：“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以上是《左传》一书中保留的十三个筮例。这十三个筮例中有三例是直接点明“以《周易》筮之”。十三个筮例中除两例外，均称谓一样，即“遇某之某曰”。如“遇《观》之”否”曰”。其卜筮出现的“繇辞”与今本《周易》一书里的“爻辞”一样，而那时不称“爻辞”是称“繇辞”。
《左传》中的十三个筮例，有两例的称法，则是“其卦遇《蛊》曰”和“其卦遇《复》曰”。而且这两例所引用的繇辞也不是出于《周易》一书里的句子。这两例是出自《僖公十五年》与《成公十六年》里记载的卦例，这两卦例是不同与《周易》的以外卦书。这种异于《周易》的卦书，并与考古上发现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上的卦书相同。王家台秦简上的卦书，被学界认为是《归藏》，其卦画符号及卦名称与今本《周易》相同，但结构形式及内容与今本《周易》完全不同。这说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筮例，反映的筮书，仅仅是与《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相同，而内容不相同的筮书，至少有两种以上，这符合《周礼》中所云的“三易之法”。
在《左传》一书中出现的筮例共十三例，而其中有十一例，却是以《周易》筮之，所出现的“繇辞”与今本《周易》里的爻辞能够一一对应。但从这十一个筮例的称法中，皆不反映“九·六”爻题。从十一个筮例中来看，所反映的是一种不同于以“九·六”爻题为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我们给这种《周易》文本命名为“春秋《周易》文本”。
《左传》一书中既有记载“以《周易》筮之”的筮例，也有引证《周易》文辞说明问题或阐明观点的引用例子，如同引用《诗》、《书》那样，直接是用于说明事理的例子。我们也将《左传》一书里记载引用《周易》的例子列举如下：
1《左传·宣公六年》：“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瘳语，欲为卿，伯谬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2《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3《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4《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5《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6《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从以上《左传》里引用《周易》的六个例子来看，无论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或是引用《周易》里的名称所作的解释直接用于阐明事理时，则与《左传》里记载的十一个筮例，以《周易》筮之时所用的称法是一样的，即都是“某之某曰”的格式。
现将《左传》里记载的两种运用《周易》（即卜筮与引用）时的称法对比如下：
1《左传》记载的用《周易》筮之时的称法
《僖公二十五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
《昭公五年》：“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
《襄公九年》：“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
2《左传》里记载的引用《周易》时的称法
《宣公十二年》：“《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
《襄公二十八年》：“《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
《昭公二十九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
通过对比来看，虽然是两种用法，但显然，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不过两者运用时，在表述上是有区别。史巫用于卜筮时的称谓程式是：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或省略去《周易》名称而说：筮之，遇‘某之某曰’。如“以《周易》筮之，遇《坤》之”比”曰”。而其他人士在引用时的称谓程式则是：《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如“《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这“某之某曰”，如同“某篇里的某句子”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说，犹如“《师》篇”临”里说”。而在卜筮上，犹如“《坤》里的”比”繇辞说”。尔后，才引出“某之某曰”里的一句话（卜筮上称“繇辞”），无论是引用以此阐明事理，或是卜筮以此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表明所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虽然春秋时期人们使用的是一种文本的《周易》，以《周易》卜筮时言“以《周易》筮之，遇某之某曰”，引用说理时言“《周易》有之，在某之某曰”。“筮之，遇”；与“有之，在”，显然是对《周易》的两种用法，两种话语，两种性质的对待。从春秋《周易》文本的定型流传，就围绕着《周易》形成了两种话语与运用。“筮之”与“有之”也表明了两者运用《周易》是有质的不同，既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
“筮之”与“有之”，更是表明了当时两者使用的《周易》是一种文本。当然那时的《周易》文本是不同于今本《周易》的结构形式。
通过《左传》一书中记载的筮例及引用当时《周易》文本内容来看，那时的《周易》文本，既不是用“九·六”这种数字来编排《周易》每篇里的句子为爻辞的“爻题”；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来编排《周易》每篇句子变成繇辞的“繇题”。最具有证据证明《左传》里所反映的春秋《周易》文本不是以“九·六”爻题的结构形式，而是以《周易》里的六十四个符号及名称为“繇题”（或称“繇称”）的结构形式，莫过于《昭公二十九年》里所引的“《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这一引用例子了。
现将这一引用例子抄录如下：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一段记述了“昭公二十九年”的秋天里有龙出现在绛城郊外，魏献子听说此事，并向蔡墨问龙一事。蔡墨回答魏献子时，是引经据典来证明他认为古时候是有龙的。蔡墨所引用的就是《周易》“乾”、“坤”两文里出现带龙的句子，来证明所认为古时候有龙的证据。这里且不说引用《周易》一书里带龙的句子，来证明古时候有龙的说法正确与否，但这里毕竟不是用《周易》来卜筮的例子。我们可通过这一引用例子中所引用《周易》“乾”文里凡带龙的句子内容及称谓，以此再现“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