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有什么可谈的，一月二日，冯国璋、姜桂题、张勋等北方将领通电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如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将誓死反对，不惜一战到底。
空气骤然紧张了，战端一触即发。
是呀！南方是怎么回事？其作法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恐怕还得由史学家去回答。
从表面看来，应该有这样一些原因：
其一、南方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特别是军事上的，来结束各自为政的状况。
这应当是南方的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也是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上海方面，曾经推举过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大元帅。但消息传到武昌后，武昌不干了。一方面，武昌是首义圣地，你上海有什么资格推举大元帅？再者说了，推举大元帅也不能是黄兴啊！来武昌指挥打仗，没把汉口夺回来，还把汉阳丢了，过河拆桥枉死了那么多兵士？要是听黄兴的撤出武昌，这首义的圣地不就早丢了吗？
武昌方面马上对上海推举的大元帅公开表示不承认。
武昌是是首义圣地，来自圣地的态度不能不引起重视。于是，南京光复以后，在江浙的中心南京又重新推举了大元帅。人还是那二个，次序变了。黎元洪是大元帅，黄兴是副大元帅。
这样一来，武昌方面满意了，但大元帅得来南京上任呀！黎元洪不想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便委托黄兴代他行使大元帅之权。
黄兴也有脾气呀！让你当副的你不干，让你当正的你又离不了家，好事都是你的吗？黄兴一口回绝。
这样一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总不能翻来覆去的再选黄兴当这个大元帅吧！
正在这个时候，同盟会的总.理，革命领.袖中.山先生回来了。回来的还真是时候，那就选中.山先生当这个大元帅吧！武昌方面不会有异议吧？
总得事先征求一下本人意见，中.山先生当然愿意了，他急匆匆的回国就是来主持大局的。
当胡汉民劝他去广州时，他不是说了吗，“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吗！
但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总要见多识广些，民国的元首怎么能叫大元帅呢？给人的印象不成了军事政权了吗？国人怎么看，外国人怎么看，不是自找麻烦吗？
干嘛选大元帅呀？要选也是选大总统呀！于是，中山先生就被选为了临时大总统。
其二、信息不畅通。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电报，但南方各方没有人主持，在当时的条件下各方沟通还是不畅的。
南北谈判在上海，但推举大元帅或大总统的代表在南京。伍廷芳这边谈妥的事，南京的代表们很难马上知道，而南京的各省代表做什么事，伍廷芳他们这边也不太可能很快得知。
否则，袁世凯突然翻脸后，伍廷芳最开始不可能表现得那么生气。
不会轻易断定，袁世凯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会马上去照会各国领事，去争取外部的同情，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有些失误，误会等是很难避免的。
其三，让袁世凯当总统的事，是很私密的事。南方方面，知道的人除了黄兴、黎元洪、汪精卫、伍廷芳这些头面人物外，其余的知情者是很有限的。
包括南京的那些各省的一些代表，也可能不是都清楚。
这事也真的是不能告人的，让大家知道，袁世凯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当这个总统，让他怎么见人？清廷容能得了他吗？北洋军的弟兄们怎么看他？袁世凯也是个好脸的人。虽然，事是这么个事，但总得做些装饰，总不能让人家脱光了身子站在大家面前。
还有就是，既然是民主共和，总统是要经过一个法定的程序产生呀，不是那一个人，那几个人能说了算的。
无论如何，这个做法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再说了，在南方的许多革命党人看来，袁世凯是敌人，最大的敌人。出卖维新人士的事，新派的人未必会丟在脑后。革了半天的命，让袁世凯当这个总统，革命党人一时能接受吗？
关于让袁世凯当总统这个交易，不但别人，一开始中.山先生都未必能知道。
黄兴和黎元洪为什么选大元帅，不就是把大总统给袁世凯留着吗？如果中.山先生开始就知道，应该不会让代表们推举大总统的，没事捅这个马蜂窝干什么？
不过，中.山先生应该是很快知道了，所以在宣誓就职时说了那么一番话，努力做出补救。
“倾覆满洲专制**，巩固中华民国，图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制度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謹以此誓于国民。”
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就职宣言，什么意思，我知道这个总统不该我当，等正主出来，我就腾地方。
这还不够，宣誓就职的当天马上给袁世凯发电：“北京袁总理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嘱，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为生存必要条件。
“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之，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日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中山先生或许觉得话没说透，第二天又发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凉之。
“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合，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
“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从中山先生的这番话中，我们至少能读出三个意思：其一、不但把总统许给袁世凯的事他不知道，就是南北合谈他也是刚知道。所以，他不反对和谈。他刚到上海时，不是说过吗！“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其二、中山先生是诚挚的，人格是崇高的，心胸也是很开阔的，确有伟人胸怀。
其三、和刚成立同盟会时相比，中山先生在民族问题上已经有了大的进步。因为在制订同盟会纲领时有“驱逐鞑辱，还我中华”这样的话。中华不只是汉族人的，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所有民族的，也当然包括满族。
为什么要驱逐满人？把他们驱逐到什么地方去？但是，现在，中山先生的提法是“保民族之调合。”而在辛亥革命中有很多人是喊着反满口号的，和中山先生的博大胸怀相比，未免就狭隘了。
袁世凯认定了革命党人是在骗他，觉得不能再上当了，当然不会相信。
面对先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用嘲弄的口气给先生回电说：“孙逸仙君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愧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
国体还要等国民大会公决，何谈临时**，何谈谁当总统，别拿这子虚乌有的东西诱人了。这话说得一点毛病没有，只不过都是官话、套话、冠冕堂皇的话，就是没有一句实话，没有一句真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