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地方，叫山东坟。
之所以取这么个名字，还得从很多年前的一场鼠疫说起。
清朝末年，山东闹了饥荒，一时之间，饿殍遍野，为了生存，很多山东人拖家带口闯关东，在辽东辽西安了家。
一来二去，来我们这的人越来越多，就形成了现在的县城。
县城西南的郊区，有一块五六百亩的荒地，起初并没有人。
由于东北是清朝龙兴之地，封禁上百年，人烟稀少，使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简直成了动物的乐园。
所以，无论是外迁来的山东人，还是本地的满族、鄂伦春族、达乌尔族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这片黑土地其实是动物的地盘，人类只是借住。
随着时间流逝，日子久了，人们在这繁衍了好几代后，自然也就慢慢淡忘了。
鼠疫便在此时，悄然而至。
等到被发现和重视时已经晚了，因而酿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灾祸。
听说那时候县城十室九空，无数人惨死在这场老鼠引发的瘟疫里，以至于城中巡查不得不每天雇佣牛马车拉满尸体运到城郊掩埋，以至于县城通往西南的乡道上终日尘土飞扬，南风一吹，尸臭经月不散。
没错，这片集中掩埋了大量山东人尸体的地方，就是“山东坟”。
后来时过境迁，县城慢慢发展外扩，这里有了民居，成了一座镇边村，可“山东坟”的名字却一直留存了下来，往西的田间地头密密匝匝地摞累着黄土坟堆，仿佛还能看到一点当年乱葬岗的影子。
我就是在这摞累成堆的坟茔中间，被爹捡回家的。
爹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兽医，姓康，那年代，一个大屯子总会三样标配——一个木匠，一个赤脚大夫，和一个兽医——爹的兽医手艺据说是有师承的，不但能医牛马这些大牲口，连鸟雀虫蚁的毛病他都很有一手儿，因此名气很大。
他一辈子没结婚，给我取名康小包，把我当成他亲生儿子养到十几岁，可惜我却没有学到他的一成本事。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学那些本事有啥用，娶不着媳妇都”，我就也乐得自在，只是跟着他出门干活，耳濡目染，多少也会些皮毛。
那时候我始终以为这辈子就是这么过去，慢慢长大，娶妻生子，给爹养老送终，和其他人并无分别。
直到那一天。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3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因为爹染了风寒，我就替他去隔壁村给一家养的猪接生。
这对于五岁开始就跟着他老人家皮股后头打下手的我来说别提多简单了，更何况这家的猪也争气，我进门它开始阵痛，天还没黑，第一只猪羔子就落地了。
手脚利索地给猪羔子撕开胞衣，用劈开的秸秆断了脐带，送它去母'猪肚子上吃奶，这套流程行云流水，我自己都不免有些得意，伸手摸了摸母'猪肚子，估摸着能有十一二个猪羔子，没有胎位不正，我更是心中大定。
猪主人叫张丙志，见我表情轻松下来，他一颗心也是落到了肚子里，不禁朝我竖了个大拇指，“这一手摸腹辨胎，一看就得了康师傅的真传，硬是了得，十里八乡也就康师傅有这好手艺，旁人属实不行。”
我抹了抹脑门儿上的汗，一边给母'猪喂豆饼水蓄力，一边谦虚：“哪里哪里，我爹常说强中自有强中手，我这才哪到哪。还是您家这老母'猪照顾人，瞅这样儿能生得挺快。”
可惜我猜中开头，没猜中结尾，这老母'猪生了十一个猪羔子半点儿没错，可等最后一个猪羔子吃上奶，张丙志家的老挂钟刚好铛铛铛地敲了十下。
竟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猪圈里临时拉了电线，点着明晃晃的大灯泡，照得满屋子昏黄。张丙志点好了工钱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递给我，面带忧色。
“外头下着牛毛雨呢，土道怕是不好走，不然在咱家住一晚上吧，你婶子烧了炕，暖和，被褥啥的也是现成儿的。”
“不成不成，我爹病着，他自己在家，我还有点不放心。”
“那不然我套车送送小师傅吧。”
“拉倒吧，怪麻烦的，这老母'猪刚下了崽子，得整夜看着，不然翻身啥的容易压着猪羔子，可半点不能离开人。给我拿把伞就行，溜溜达达的也就回去了。”
我跟他要了把伞，收拾好出诊用的木头箱子，跟他说好改日来给他送伞，就出门往家走。
张丙志打着手电筒，硬是送了我几百米，看着我出了村，上了大田的土道，才一步三回头地赶回去照顾老母'猪。
我自己打着伞，胳肢窝里夹着手电筒，踩着满地泥泞，深一脚浅一脚地埋头往家走，牛毛细雨在雨伞上沙沙作响，显得周围的黑夜静得吓人。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好像看见前头土路当中立着个什么东西。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谁放在路中间的石头，正要上去踢开，可走了几步，隔着濛濛的雨水眯眼看去，才发现那东西竟然有一双绿莹莹的眼，被手电筒的光一晃，活似小人书上画的宝石珠子。
竟是一只皮毛油亮，体型肥硕，像人似地蹲踞在路中央的黄皮子。
这可给我吓了一跳。
老话儿说动物拦路必有缘由，这黄皮子下雨天挡在路中间，一双小眼睛眨巴眨巴地盯着我，说没事儿谁能信？
大半夜的，阴雨绵绵，我和这只黄皮子大眼瞪小眼，竟然就这么僵持在了荒无人烟的大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