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泊这番话算是说中了现在大汉最核心的矛盾了,因为有徐凡这个外挂,大汉的生产力还处于手工业阶段,就开始制定标准化的零件,和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当蒸汽机被研发出来之后,标准化开始加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开始制定属于自己的标准,生产一架复杂的蒸汽机,需要各行各业开始协同合作,这种分工合作极大的提升了生产效率,用后世的话来说,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但大汉的这些作坊九成都是私人的,在分配利益这一环,他们获取了太多的好处。
叶腾没好气道:“这些年朝廷都是一直偏着工匠,而且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但什么事情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总得有个过程,而且长安城的工匠要真像你说的活不下去了,他们也不至于花几个月时间游行示威了。那些作坊是人家商家自己建设的,朝廷总不能逼着他们把大部分的利润都当俸禄发给工匠吧。”
在叶腾看来,天下任何一地的工匠都有资格游行示威,唯独长安城的工匠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他们的俸禄是整個天下最高的。大汉朝廷对他们权益的保护也是最完备的。他们的各项福利待遇也是最好的。
五年前,墨家就在贤者会提出议案,说这些年到长安城做事的工匠越来越多,长安城的房屋难以容纳这么多工匠,导致长安城工匠三到五成的俸禄都付了房租。
不做事的人,靠着一套房子就可以获得几个工匠成的俸禄,他们的生活比工匠还好几倍,但却不用劳作。这严重违背了大汉朝廷一直宣扬的劳动致富常理。这就是另外一种地租,另外一种压迫,朝廷要是不重视解决这个问题,地主豪强就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回到大汉,他们将会以这种模式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房子就成为了这些豪强压榨普通百姓新的手段。劳动致富的理念将会被彻底的摧毁。
墨家的题案引起了徐凡的重视,这种模式他在后世最是深有体会了。现在回想起来,劳动获得的利益,什么时候被资本获利取代?大概就是在那场奥运会之后。
徐凡自然不可能放任长安城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时代的科技还没发展到能养活百万食利者,大汉想要继续开拓四方,要用庞大的舞姿开拓出一个个诸侯国,维持现在的盛世景象,需要大量的工匠来生产财富。大汉朝廷必须想办法节省劳动者的生活成本,彻底拆除那些让普通百姓成为劳动者的阻碍。发展工业化道路上任何的绊脚石都要被踢开。
于是大汉朝廷五年时间投入了十亿,建设了大批的工匠里坊,任何工匠只要拿出100钱房租都能申请入住工匠房。当然为了防止出现一些烂事情,这些房子都建成了集体宿舍的模式,一个房间放四张乃至于八张的铁皮床,每个入住的工匠有一张床和一个铁皮柜子,厨房和厕所都是共用。每栋这样的房屋修建5~6层,一个里坊能做2~3万工匠,长安城有五个这样的里坊,几乎是一年修建一个工匠里坊,现在可以容纳十几万工匠。
而且这些工匠坊集中在一起。徐凡就不相信在十几万工匠的瞩目下,有人敢开着九五至尊马车住到这种房子里。
这还是徐凡在后世的狮子国学到的经验,不要看人家国家小,但对发展工业化还是有一定的先进经验。
后世徐凡去这里打工,就这种专门的工人宿舍,一个房间住八到十个人,一个小区就住了好几万人,都是他们这样的打工者,最重要的是这种宿舍不需要徐凡这样的打工者出钱。由厂里出钱,而且厂里出的钱也不多,一间这样的房子也就千把元(新元,相当于我们这边的5000块)。
大汉朝廷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长安城的房价和房租每年都要下降两到三成的价格,那些刚刚形成的房东个个哀嚎不已,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来钱的门路,直接被朝廷斩断了。而后大汉其他的工业大郡也开始跟随朝廷的政策,只是地方上的财力不足。让他们难以像长安城这样建设容纳十几万工匠的市坊。
所以在叶腾看来,天下所有工匠,就长安城工匠福利待遇最好,他们最应该对大汉朝廷感恩戴德,偏偏游行示威最多的反而是他们,就会每个月都有一两场游行示威,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
秦泊道:“有何不可,我墨家下属的工厂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俸禄普遍比长安工匠高三倍,即便是看门的老者都可以养活自己的家人,即便我墨家付出了如此多的俸禄,但工匠依旧不用加班,有时间可以陪他们的家人,还有大笔的资金用于技术研发,这次经济危机,我墨家下属的工厂没有一家倒闭的,这不就证明了这种模式的生命力和先进性。”
叶腾道:“你用你墨家上百家小作坊和天下几万家作坊相比?
你墨家本事真有这么大,四大钱庄还有不少抵押的作坊,有本事你去接手,朝廷也不收你们的钱,只要你赚了钱之后把这些债务还清即可。”
危机触底反弹之后,经济开始转好,倒是有不少人重新接管了这些作坊,为大汉朝廷挽回了不少损失,但还有一部分劣质的作坊,是那些商贾都不愿意购买。这些基本上只能砸在四大钱庄手中成为坏账。要是墨家真接受这些做法,叶腾都要喜出望外了。
秦泊淡然道:“我墨家没有那么多的墨者,难以接手这么多作坊。”
这是秦泊最无奈的事情,墨家的这种集体作坊模式也不是那么好建设的,墨家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才逐渐成型,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发展也是墨家掌控最好的关中才有起色。
工匠的俸禄也不是越高越好,因为他们也要和无数的私人作坊竞争,最开始墨家因为把工匠的俸禄太高,导致货物的成本太高。最终作坊经营困难,差点倒闭。
徐凡提点秦泊,作坊想要生存下去,就要把货物的成本压下去,光提高工匠的俸禄,不提高货物的生产效率,是不可能竞争得过那些商家的作坊,即便是他们墨家也不可能违背这条规。
但他们可以赋予这些工匠和东家的双重身份。把东家赚取利润的这部分分给工匠。
这是徐凡理解的胖东来模式,后世胖东来在互联网上可谓是大名鼎鼎,就没有不羡慕作为他们员工的人。徐凡上网也只是知道有这样一家超市的,他们员工的工资特别高,待遇也特别好,是少数把人当人看的公司,而不只是一头牛马。
当然他内部如何运营?如何保证利润?徐凡就不了解了。他只能用自己理解的方式告诉秦泊,那就是把老板获得的一部分钱分给员工。突出的就是一个核心思想,剩下的就靠你自己来理解和领悟。
后面墨家也改变了模式,基础的俸禄和长安其他工匠一样高,但奖金却是跟着利润走的,利润高,所有人都多分奖金,利润低,所有人就少分奖金。
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所有人都当东家自己压榨自己。坏处是需要的组织能力非常高,对那些管理者的要求非常高,要是上层的管理者不满自己的收入,他们起什么歪脑筋,一个厂子就会风雨飘摇,陷入困境。
最开始的时候秦泊也会雇佣一些管理者,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管理的才能,墨家也需要往外引进人才。
但这些管理者看着其他和自己身份差不多的人,收入比自己高几十倍,内心自然不会平衡,更会升起一股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道德高一点的直接跳槽自己创业,自己开作坊。道德差一点的,那就想尽各种办法,把属于所有工匠的做法,弄到自己的麾下,直接玩空手套白狼。
经历了几次这样的危机之后,秦泊发现管理者还是要从作坊的本身工匠来选拔,跟着作坊一起成长的工匠才更有归属感。同时加强了对管理层的监管,有创业想法的直接礼送出去,甚至还会给予一定额度的投资。
但这就导致了,墨家掌握的这些做作坊个都要十几名墨者组织生产。墨者的数量限制了这种生产模式的壮大速度。
但不可否认这种模式是有一定先进性,这次经济危机,那些私人作坊主哀嚎遍野,破产的作坊可谓是比比皆是。
但墨家的这些集体作坊却一家没倒,轻松的度过了这场危机,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他们具有东家工匠的双重身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工匠了,而是一个个东家,他们可以不要俸禄,只为保住自己的作坊。
而其他私人的作坊却没有这个本事,工匠到伱的作坊做事是为了赚俸禄,没有俸禄谁跟你做事?至于厂子倒不倒闭,跟他们这些工匠又有什么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危机来临之时,这些作坊可以联合成为一个紧密的集体,像生产布匹的作坊以成本价卖布给服装厂,服装厂又可以成本价卖服装给墨家所有下属工厂的工匠,窑厂以成本价输入锅碗瓢盆,矿产也可以成本价输入煤炭,墨家的这种做法,直接把自己下属的上百个作坊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除了粮食,食盐等少数不能生产的货物,其他的货物他们都能自给自足,虽然这些工匠的收入下降了,但他们的生活成本却比长安城的百姓低好几倍,甚至还能在危机当中对外输出货物。
这种模式看的徐凡都目瞪口呆,因为他太熟悉这种模式了,他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这种模式的僵化落后,都被批判了几十年。
但在墨家手中,怎么这种模式的活力比私人的作坊都要高?最起码那种私人的作坊,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倒了一大片。但墨家却能靠着这种模式组建一个世外桃源,保住了几万人的饭碗。
后来徐凡才想起来,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不就是能抗击经济危机。这种模式发展最快的时候,反而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只是在后世大家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一点。
叶腾冷哼道:“所以大汉的发展主要还是靠那些私人作坊,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缴纳的税赋更多。朝廷更应该保护他们的利益,整个大汉的工匠能生活的这么好,这已经是朝廷在不断维护他们的利益了,做人要有感恩心,要懂得知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贪婪无度。”
秦泊道:“这就是立场问题了,在丞相看来,那些商贾上缴的利润更多,做的贡献更大。但在某看来,这天下的财富不是农户生产的,就是工匠生产的,他们才是对大汉盛世付出最多,功劳最大的人群,朝廷本就应该维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
眼看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了,曹参当和事佬道:“大家都是为了大汉的发展,何必起纷争,现在危机已然过去了,大家应该安心生产,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而不是这样继续爆发冲突。”
周勃也劝说道:“叶相要致仕了,秦泊不要在这个时候给叶相难看了,工匠有什么需求,完全可以在贤者大会上由你们提出来,大家一起商量的解决就是了。”
秦泊想了想道:“的确,此次经济危机,工匠有很多的权益都难以得到保障,尤其是危机到来,他们连饭碗都没了,那些农户反而有一块田地可以回家种地。工匠也应该有这样的后路。今年贤者会,我墨家有很多题案。”
秦泊答应劝散游行示威者就离开了,叶腾等人明显松了一口气。
徐凡问周勃道:“这次的巡视,你在地方上都看到了什么?那些所谓的政绩就不要说了,上计的时候,那些太守会自己说的。你主要说说地方上遇到的不足和缺陷。”
周勃深吸一口气想了想道:“地方上的政务千头万绪,其中不足和缺陷自然非常多,但臣以为最大的缺陷,就是地方财力不足。”
“从朝廷开始以产业为国本之后,整个大汉经历了20年的飞速发展,天下的财富增加了几十倍,几乎每个郡县都有工业区,都有作坊。而相对应的是地方郡县的政务也是成倍增加,现在我大汉一郡太守,要处置的政务比20年前多了十几倍。
所以这些年地方上的汉吏一直在增加,这不能完全说是地方上的太守好大喜功,喜欢安插亲信,而是真有这么多事务要处理,汉吏增加,地方的开销也在不断扩大,这也是这些年大汉的太守,县令,喜欢建作坊的原因,因为作坊的收入能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
叶腾道:“没有这么严重吧?这些年地方的税收也在增加,更不要说朝廷还在不断转移支付。”
周勃道:“税金的大头主要被朝廷收走,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弥补不了地方上开支的增加,以前地方修路征招民夫即可,但现在却是要给钱不说,原来的黄土大道也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在的产业发展,现在地方上要修轨道,要修沥青马路,要修码头,修水渠,要建立作坊区,要建设工匠里,这些工程单独拿出来一个,都需要前秦时期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做的出来。
而现在却只能靠地方郡县的财力,偏偏这些基建设施又不能停下来,因为你不修,有别人来修,别的地方道路修通畅了,自然会有商贾在本地建立作坊,那么别的郡县自然富裕发展的快,这又会形成规模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商贾在富裕的地方建立作坊,这就逼迫的地方郡县哪怕是借贷也要修好基础设施,要不然就是一步差步步差的局面。所以我以为地方上失控接手这么多作坊,是因为巨大的财政开支导致的,朝廷不解决这个问题,危机过后,地方上的太守依旧会大量的建设作坊与揽财。”
而后周勃严肃道:“我大汉的税收模式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了,朝廷不可能完全帮助地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大部分只能靠地方的汉吏来做,这就要给地方上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像这种全盘由朝廷分配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大汉以后的发展。”
徐凡问道:“你有什么想法?”
周勃道:“臣认为大汉这20年增加了很多新鲜事物,很多以前都没有征税,但现在有必要征收这些税收,以缓解地方上的财政压力。”
叶腾惊讶道:“增加税收?”
从资产税之后,大汉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增加税收了。
周勃道:“不完全是增加税收,还有一部分是要减免的税收。大汉农户的收入和工匠已经有明显的差距,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臣以为朝廷应该减免一部分农户的税收,尤其是那些边疆贫困地区,当地的百姓本就在往中原跑,只有减税才能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乡。”
周勃以税务起家,他打算以税务改革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