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李守贞虽然在排挤桑维翰时与“亲旧帮”狼狈为奸，但他毕竟不是“亲旧帮”骨干分子，他与刘知远、桑维翰一样，都是石敬瑭的嫡系亲信，是“亲旧帮”的重点打击对象，只是因他与桑维翰的私人恩怨，才暂时为虎作伥。
兔死狗烹的道理不仅仅在国与国之间有效，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政治斗争中，也是放之四海皆真理的。当李守贞干掉桑维翰，吐出胸中一口恶气的时候，孤立无援的他立刻成为“亲旧帮”的下一个目标。
在凶险万分的政治场中，不要急于把所有的政敌、仇人都干掉，所谓养寇自重，有时候，你的敌人恰恰是帮你挡枪的那个人。
李守贞的地位逐渐攀升，屡屡挂帅北方事务，这就引起了“亲旧帮”的极大不满，李彦韬通过各种关系，在李守贞身边安插了无数眼线，以至于李守贞在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李彦韬的监视之下。
李守贞表面上对李彦韬唯唯诺诺，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
而后晋最大的隐患却是石重贵的骄兵情绪和对“亲旧帮”的毫无底线地宠信。
战争是检验一个政权的有力武器，虽然未必公平，但绝对简单粗暴，因为在外部重压之下，内部的各种隐患都会浮出水面，相互作用。所以战争的走向往往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实力的对比，大多数时候受政治因素的左右更多。
后晋和契丹的内患均在这场战争中爆发出来，给本国带来了生死攸关的考验。后晋没有经受住考验，被一波带走，契丹则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的人物，虽然避免了亡国的厄运，却也因此元气大伤。
在第三次战役开始时，虽然契丹无法使用“闪击战”的老套路，但他们在赵延寿的帮助下，使用了更加阴险狡诈的一招：诈降。
7月，当耶律德光集结契丹全国兵力，准备大举南下时，赵延寿却派使节与后晋朝廷取得单线联系，说自己回心转意，打算弃暗投明，回归祖国的怀抱。
后晋实际掌权人——“亲旧帮”对此深信不疑，特别是冯玉，命杜重威给赵延寿写信，承诺朝廷一定会不计前嫌，给予他最丰厚的赏赐。
冯玉、杜重威等“亲旧帮”为何笃定赵延寿不是诈降？
因为他们需要他真降。
历朝历代，都不乏“亲旧帮”这样的政治暴发户，他们有个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缺乏足够的资历。无需过多解释，如果没有这个先天缺陷的话，也就不叫“暴发户”了。
为了弥补这种先天缺陷，政治暴发户们在政治上的表现通常都会比较激进，行事风格偏向大开大合、大刀阔斧，极具颠覆性，甚至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就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润物细无声绝对不是他们的菜。
出现这种风格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执政经验不足，本身既无高学历，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无经年累月的工作履历，缺乏实践经验，所以比较愣头青，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做支撑，即便他们是脑残，他们的幕僚、朝中文武百官未必都是脑残。
主要原因是他们需要另类和激进，强调自己与建制派们的不同，人为地制造派别、路线上的分歧，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总之，就是一场政治营销。
比如，在战争年间，他们会极力推进和平谈判，而在和平年间，又可能会竭力叫嚣战争。发出不同的声音，是这类政治团体的生理本能。
差异化，是他们快速积攒声望、获得话语权的手段。立功则更是他们最迫切的政治需求。
如今的赵延寿比当初的卢文进还要关键，他在契丹享有王爵之位，位高权重，手握重兵，而且父子两代人坐镇幽州二十多年，熟悉地面，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中原多一个赵延寿不是雪中送炭，而只是锦上添花；而契丹少一个赵延寿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釜底抽薪。
所以赵延寿如果能回到中原，那么晋辽之间的战争天平将会发生实质性逆转。这对后晋绝对是重大利好消息。
赵延寿回归，是真的吗？
“亲旧帮”考虑的不是“是如何”，而是“要如何”。冯玉等人不是由证据推导结果，而是先有结论，再反向寻找证据来补充，假如没有证据，那就制造证据。总之，就是自欺欺人。时至今日，西方的政治家们也是使用这种套路，无论是伊国的洗衣粉还是叙国的白头盔。
而且在后晋朝廷看来，赵延寿归国可谓是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首先，“赵延寿归国”的超话发起人是后晋朝廷。
早在一年前，后晋朝廷就派人秘密联络赵延寿，劝他迷途知返，回归祖国的怀抱。赵延寿当时也表达了愿意归国的意思，只是是战事胶着而没有来得及讨论具体的细节。
现在，契丹两败而后晋两胜，赵延寿这棵墙头草见风使舵，旧事重提，合情合理。
其次，见契丹“大势已去”，后晋崛起，幽云十六州地区的很多汉人降将都表示要回归祖国。
瀛洲刺史刘延祚写来密信，说今年的水灾对河北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瓦桥关以北的道路几乎全部瘫痪，契丹主力已经回到北方草原，瀛洲城里只有不到一千守军，请祖国发兵收复瀛洲，我来当内应，契丹人远水难解近渴；
莫州等亦有类似报告；
深州刺史慕容迁更是呈献了《瀛莫图》，指导后晋袭取北方。
所以幽州赵延寿的回归一点儿不显得突兀，反倒有一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历史潮流感。
最后，在二次战役结束后的边境摩擦中，后晋亦占有优势。张彦泽在定州击败契丹残部，追杀出百余里，斩首二十余级，生擒将领四人，缴获两副金耳环，进献朝廷；河东刘知远奏报击败契丹残部，歼敌七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