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潞余波】
这次“泽、潞战争”非常短暂，前后不到两个月，战场主要在泽州、潞州一带，即西昭义地区，但是这次战争依然对时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将对比柴荣的“高平之战”，简述各方影响。
一，宋
1，满意的答卷
毫无疑问，一场大胜仗，使赵匡胤个人威望得到了充分肯定和进一步提升。
赵匡胤依靠中央禁军的支持，秒篡上位，文官集团和地方藩镇势力对赵匡胤的态度究竟如何，还有待考验。
比如中书舍人赵行逢，就是典型反面案例。在赵匡胤亲征时，赵行逢畏惧不前，诈称扭伤了脚，在怀州逗留，逃避扈从，首鼠两端；当赵匡胤凯旋后，赵行逢又装病在家，请求居家办公。
赵匡胤大怒，交给有关部门（御史府）严肃处理，最终将赵行逢贬为房州司户参军。
在这场危机中，赵匡胤雷厉风行、杀伐果断，而朝中文武群臣也紧密团结在以赵匡胤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中，意见高度统一，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挫败了潞州反革命集团的阴谋，交上了一份令人欣慰的答卷。
虽然支持“泽、潞速战论”观点并被明确载入史册的，只有赵普、向训、吴延祚、马全义、张永德这几人，但看他们所涵盖的势力集团，就知道古人以点带面的智慧了。这几人正好代表了文官集团、武将集团、勋旧贵族、地方藩镇等势力，完美覆盖了各大政治集团，婉转地表达了赵匡胤的权威受到了广泛肯定。
当然，“广泛”的意思并不等同于百分之百，赵匡胤对此十分清醒，并且十分敏感。
镇州郭崇
当赵匡胤称帝的消息传到镇州时，镇州成德军节度使郭崇（原名郭崇威，避讳故）也痛哭流涕，追忆周室厚恩，哭太祖郭威、哭世宗柴荣，监军陈思诲就将此情形密奏赵匡胤，并附上了自己的意见，说镇州是宋辽的边境重镇，请务必对郭崇早有准备，以免发生不测。
赵匡胤笑了笑，说我很了解他，他是个老实人，有感而发而已，不用多想，我们都曾受到周室厚恩，说实在的，要不是你们非强逼我，我也不会……对吧，你们懂的。
话虽如此，赵匡胤仍然在郭崇身边安置了眼线，郭崇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下来，然后汇报到汴州。
被监视的郭崇愤懑不已。他的首席幕僚（观察判官）辛仲甫劝他不要冲动，先说他“首效诚节”，后劝他要“率循常度”，该干啥干啥，别干出格的事儿，朝廷也就不会动他，朝廷督察组来的时候，要率领百官郊迎，毕恭毕敬，以示自己毫无反意，如此就可免灾。
郭崇深以为然，依计行事，朝廷督察组果然没有抓住他的小辫子，回奏赵匡胤，说郭崇确实没有谋反之意。
前文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小故事，那时的重点是辛仲甫口中的“首效诚节”，在镇州制造“契丹南寇”的假军情。
现在，这个小故事则反应了这次“摸底考试”中赵匡胤的处境。郭崇的身份比较微妙，他既是赵匡胤集团成员之一，“陈桥兵变”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地方藩镇势力的代表。
听说后周正式灭亡的消息后，郭崇与李筠一样，也是痛哭流涕，“追忆周室恩遇”，徘徊在作死的边缘。
赵匡胤嘴上说完全信任他，但还是派出了眼线，对他密切监视。
晋州杨廷璋
杨廷璋是郭威的大舅哥，他的妹妹就是郭威的杨淑妃，目前是晋州建雄军节度使。晋州、潞州、太原，呈三角形，正所谓犄角之势，对黄河中上游形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李筠在谋反时，也向晋州杨廷璋发出密信，相约联合反宋。
赵匡胤也担心杨廷璋会有异志，于是紧急调派郑州防御使荆罕儒为晋州兵马钤辖，节制晋州武装力量，并牢牢监视杨廷璋。
荆罕儒，就是招募顶尖杀手，深入南唐首都昇州，在国宴上暗杀辽国特使，并将辽使的人头偷走的那位硬核狠人。
据野史传闻，“荆罕儒”并非其真实姓名，而是人们将其誉为当世荆轲，故而以讹传讹，认为他也姓“荆”。一说一乐的事儿。
这位荆罕儒还真是生于河北燕赵之地，河北冀州人，自幼就是流氓无赖，稍微长大后，参与了有组织犯罪集团（与赵凤、张辇为群盗），后晋时，主动投奔到赵延寿手下，因其勇武过人，被赵延寿编入亲军。
起初，荆罕儒跟着“头号汉奸”赵延寿也捞了不少好处，被契丹爸爸一路提拔为密州刺史，后汉时又改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
他为人耿直，虽然是武将，却是难得的清官，不会横征暴敛，只会关心百姓疾苦。因为是清官，就拿不出重金来贿赂当朝权贵，再加上他“汉奸仆从”、“契丹鬼子狗腿子的狗腿子”的身份，使他在后汉、后周的仕途非常坎坷，几乎被历史埋没。
直至“高平之战”后，柴荣招募勇敢死士，一个叫李延杰的通事舍人向柴荣推荐了荆罕儒，经过面试后，柴荣对他非常满意，直接将其提拔为都指挥使级别的禁军将领。
“三征淮南”中累功升团练使，受过柴荣的特殊嘉奖。宋初改郑州防御使，如今则被调往晋州。
这位荆罕儒明白主子的用意，监视？就是对姓杨的不放心喽，那么……只有死人才能保证让主子安心。荆罕儒杀气腾腾，暗藏凶器，时刻准备伺机行刺，“每见，必怀刃”。
杨廷璋则向荆罕儒表现出了宽大的胸怀和顺从，待之以至诚。
荆罕儒虽然凶悍，但不是丧心病狂的杀人狂，见杨廷璋确实没有异志，且待人恭顺，也不好发作。不久之后，朝廷征召杨廷璋入朝觐见，杨廷璋立刻单车就道，随后被移镇为邠州静难军节度使。
事实证明，杨廷璋是君子坦荡荡，从他在接到征召诏书的当天就“单车就道”可以看出，他没有异志，且对朝廷唯命是从，是个乖宝宝。
反观赵匡胤，先是派荆罕儒提刀握枪地监视，继而征召杨廷璋入觐。想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荆罕儒在他身边的时候，征他入觐？显然，如果赵匡胤与荆罕儒之间没有密约的话，那也是君臣间的默契，倘若杨廷璋稍有迟疑推脱，那么荆罕儒将会采取有力行动，为朝廷铲除不安定因素。
也就是说，赵匡胤对杨廷璋也是没有足够的信心的。
潞州李筠被平定后，地方藩镇势力明显乖多了，来自地方上的威胁明显少了许多，为赵匡胤日后的持续削藩，以至彻底铲除藩镇割据毒瘤奠定了基础。
2，趁热打铁
在“泽、潞战争”结束后，在赵普的指点下，赵匡胤继续“削藩”。赵匡胤下诏，殿前司、侍卫司要全面检阅本部将士，骁勇者升为“上军”，命诸州把士兵送到京师，以供中央选拔；将体格健壮的士兵挑选出来，送到地方进行强化训练，一旦练成，就送回中央禁军。
如此一来，天下精锐尽在中央禁军（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
随后，赵匡胤又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更戍法。让中央禁军轮换入驻地方。频繁的调动不仅锻炼了部队，更重要的是达到了一种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效果，使得地方部队不再是藩镇军阀的私人武装，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藩镇割据的出现。
利用“泽、潞战争”封赏的机会，赵匡胤颁布了大规模的移镇诏令。
其中，杨承信（杨光远之子）移镇河中。有人进献谗言，说杨承信密谋造反。赵匡胤便派心腹去河中以赐给杨承信生日礼物为由，近距离侦查。经查验，杨承信并无谋反之意。
陕州保义军节度使袁彦，也遭人告发，说他“闻帝自立，日夜缮甲治兵”。赵匡胤派心腹潘美前往陕州做监军。潘美到达后，口宣皇帝谕旨，让他入朝觐见，袁彦立刻单车就道，乖乖入朝。
赵匡胤对袁彦很满意，对潘美更是满意，说“潘美不杀袁彦，成吾志矣”，这句话同样殊堪玩味，赵匡胤是否对潘美下了什么密令？为什么潜意识里会认为潘美要杀袁彦？细思极恐。
河中杨承信、陕州袁彦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三个道理：赵匡胤确实缺乏自信；地方藩镇密布中央眼线；地方藩镇势力轻易不敢有非分之想。
总之，大宋的中央集权在“泽、潞战争”后，获得了极大的巩固，赵匡胤也逐渐自信起来。
二，北汉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北汉给了我们似曾相识的温馨感觉。
刘崇趁柴荣新登基，勾结契丹，挑起“高平之战”，被打得是王八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有其父必有其子，刘承钧趁赵匡胤新登基，同样是勾结了契丹，战场同样是潞州一带，结局同样是屁滚尿流。
赵匡胤充分吸取了柴荣在“高平之战”中的经验教训，在平定泽、潞之后，主力部队就此班师，没有乘胜逼近太原，而只是留地方武装反野。
比如府州折德扆，这只西北孤狼持续对北汉骚扰、牵制；
比如新上任的潞州西昭义节度使李继勋，更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偷袭北汉境内的平遥县，对平遥县进行了系统性破坏，好一通打砸抢烧；
再比如刚刚提到的荆罕儒。晋州杨廷璋移镇后，荆罕儒率领晋州兵彻底放飞了自我，去北汉境内偷野成为他们的日常。
荆罕儒恃勇轻敌，时常深入北汉腹地，打砸抢烧，虏获甚多，而北汉军队则畏惧荆罕儒之骁勇，总是紧闭城门，不敢迎战。于是荆罕儒的步子越迈越大，把触角伸到了汾州，烧毁汾州草市，然后缓缓退去，这一次，北汉不惯着他了，派遣大将郝贵超率领万余大军追杀。
次日黎明，郝贵超追上荆罕儒。荆罕儒派都监阎彦分兵抵御，很快，阎彦因寡不敌众而败退。
荆罕儒正坐在马扎上吃羊腿，听说阎彦败退，立刻飞身上马，率军径直冲向敌阵。北汉兵相聚在一起，用长枪大戈攒成枪阵，围而戳之。即使这样，荆罕儒仍然手刃十几人，才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北汉刘承钧对荆罕儒非常敬畏，很想活捉荆罕儒，让他转而为自己效力，早有“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之训诫，听说荆罕儒被击毙后，大怒不已，找出了击杀荆罕儒的士兵，下令处死。
荆罕儒牺牲的消息传回汴州，赵匡胤同样痛惜不已，照例提拔了他的儿子做官，然后将阎彦等“不效力者”贬官，又将其29名部将斩首。
总之，“泽、潞战争”后，北汉就沦为了大宋的提款机。
除此之外，在战争中，北汉损失了两位高级官员——宰相卫融、宣徽使卢赞，这种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刘承钧也亲口承认这是北汉的最大战损。
然而刘承钧却说自己“幸全师以归”，这就罔顾事实了，在泽州外围的遭遇战中，北汉士兵仅投降的就有数千人，而宋军为了赶时间，对这些降兵采取了最简单有效的处理办法——杀。
刘承钧说自己“幸全师以归”如果不是为了烘托后半句“但恨失卫融、卢赞耳”的话，那就太没心没肺了。
沦为中原提款机、偷野打卡圣地后的北汉，连自救都困难，不得不向契丹爸爸求援，契丹派大将萧思温等入援协防。在契丹爸爸的大力帮扶下，北汉勉强苟延残喘，至于国际威望、政治地位啥的就不用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