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徽宗很是矛盾。他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年没有这样考虑国家大事了，朝政的事、国家的事，一直有杨光华和蔡京替他打理着，他可以说什么都不用操心，什么都不用费心，所以这段时间为了这个燕云十三州的问题费心劳神，他就觉得格外累。他觉得，这不单是涉及到江山社稷的重大问题，而且涉及到他在大宋历史上、大中华历史上的地位和形象问题。到底联金灭辽这事儿利弊如何？他心里其实是没有数也没有底的，因为他对这些事并不明白，也不清楚，更不用说让他作决断了。但他清楚一点：这事若成了，他就是大宋的第一大功勋，他的历史地位将至尊至贵。可这事关乎江山社稷，也关乎他的历史地位和尊严，因此，他还必须有个态度，这自然令他十分为难。他一会儿觉得蔡京说的有道理，蔡京凡事都在为他着想，还是蔡京老马识途、经验老道、眼光高远；一会儿又觉得郑居中和邓洵武这些人说的也对。
他思来想去，觉得辽国跟大宋毕竟离得近，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处得好，相安无事，和平相处，这日子自然过起来也顺当的多。自从《澶渊之盟》缔结之后，特别是仁宗朝又加了那每年十万两银和十万匹绢以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宋辽之间相处大体上还是平静祥和的。照这种势头，看起来宋辽两家还是能继续和平相处的。既然能和平相处，何必再去挑起事端，重燃战火呢？那样自己这个皇上恐怕当着也不得安宁，更别提舒舒服服快快乐乐了。这么一想，徽宗就又打退堂鼓，决定偃旗息鼓。
可世间的很多事，往往是计划不如变化大。尤其是徽宗的性格，在重大事项上他常常看不清楚，也弄不明白，经常自相矛盾，拿不定主意。当然，他当政以来，也没有过什么特大的事儿。真正说他处理过的大事，无非就是罢免过三任宰相、建设延福宫和艮岳，那算是他亲自决定的。至于其它的一些大事，却都是杨光华和蔡京他们办的，徽宗基本上没有介入，只是有过点头摇头的表示。所以遇到这样收复燕云十三州的事儿，徽宗的脑子便一会儿是一团浆糊、一会儿一阵大雾、一会儿又风狂雨骤，搞得他很是疲惫，于是，他对自己说：任其发展吧，等到了有条件的时候再说，何必自己找累呢。
可就在他想要偃旗息鼓、不再考虑联金灭辽之事的时候，发生的两件事儿，又使他的想法发生了动摇。
第一件事。政和末年冬初，辽国易州有一个叫董才的中级军官，做事沉毅果敢，打仗英勇善战。由于辽国的国势日趋衰弱，而金国又张牙舞爪甚是凶猛，辽国的主帅就命他率军与金人作战，想借此以振国威。可是辽军既腐败又无斗志，董才所率军队打了败仗，主帅气急败坏就要将他斩首，却被他提前获知消息，逃跑到大山里，做起了强盗，打家劫舍，剽掠州县，他的队伍竟很快发展到了一千多人。可他并不想当强盗做土匪，便就近找到雄州知州，表明投奔宋朝之意。雄州知州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蔡京。蔡京派人招降了董才，并且许诺让他做燕地之王。董才就向大宋朝廷上表自称是扶宋破虏大将军。
蔡京招降董才之后，才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徽宗。蔡京说：“这个人既了解辽国的情况，并且能征善战，还对辽国有切齿之恨。倘若咱们要攻打辽国，此等人物不可或缺。老臣建议皇上能够召见一下董才，给他一个安慰和鼓励。”
徽宗于是就召见了董才。董才用他的如簧之舌，陈说了辽国如何可取，又如何不堪一击。徽宗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当场赐他姓赵，取名为诩。
另一件事是，徽宗听了郑居中和邓洵武等人的意见之后，决定不再采取联金灭辽之策，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蔡京和童贯的意见。童贯当时已经是太师兼枢密使，对此很是恼火，便马上递给了徽宗一本《平燕策》，大意是说，云中是根本，幽冀之地只是枝叶，应该分兵扰乱幽冀，然后以重兵夺取云中。只要战略得当，定能一举拿下。
这两件事合到一起，徽宗觉得，从辽国归顺的前有马植、后有董才，一文一武，都证明辽国极为虚弱不堪一击；再按照童贯的策略组织实施，那么，打败辽国、收复燕云失地，虽然不能说轻而易举，但肯定是有把握的事情。因此徽宗便对蔡京和童贯说：“你们只管先行运作，对内对外暂不声张，除了光华，其他人一概对其保密，免得节外生枝，干扰大计。”
政和八年八月四日，蔡京派出的大宋使臣马政和呼延庆，首次前往金国。临行前，蔡京带着两人拜见了徽宗。徽宗训示说，“如若见到女真首领，先议旧好，然后可附天子口诏传宣抚问，再议夹攻辽国之事。倘若金方有意，可以派遣使臣前来商量。”
徽宗此番话，完全是大国对番属小国的语调，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没想到，正是他的这种姿态，给了正在膨胀的金国人把柄，也埋下了金国人仇恨大宋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