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前面陈中、崔浩等人弹劾曾布，徽宗还觉得这些人是没事儿找事儿的话，最近发生的这些事，特别是杨光华和蔡京问过的两桩事儿，就不能不令徽宗有所考虑了。
太后在世的时候，徽宗一遇大事儿，就有问太后的习惯。可自从太后去世之后，徽宗没了依靠，一方面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当家的自在和开心，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感觉到自己对许多事情无所适从，因此他遇事儿要么就都推给曾布，要么就跟杨光华倾诉或者商量。他本以为曾布值得信任，有曾布做宰相，他就可以轻轻松松自由自如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对朝廷的事儿操那么多的心，可眼下看来，曾布这个宰相所做的事儿跟他期望的距离很大。
徽宗把曾布和章惇、韩忠彦做了一下对比，发现曾布在许多方面跟章惇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曾布的脾气太大，也太霸气。相比而言，还是韩忠彦既温和又耐心。凡事都能够考虑他作为皇上的感受，并且对皇上的尊重和敬畏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高度。眼下蔡京把曾布要送爵禄人情的事儿摆在了他的眼前，他既感到对曾布的做法不解，同时他又觉得就像蔡京说的，如此下去，他这个皇上就没法做了，朝廷也会成了曾家的天下，因此他对这事儿不能再听之任之，必须过问，怎么个问法怎么处理呢？他心里没数也没有底。因此就在杨光华和杨戬送他回宫吃晚饭的时候，回到福宁殿，徽宗就叫杨光华稍等再走，问他说：“蔡京说的事情，究竟该怎么办？我心里有点麻乱。你觉得呢？”
杨光华看着徽宗一脸的惆怅，知道他在这事上又拿不定主意了，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光华就先问一句，“我想先禀请皇上，如果曾布没有这事当然好说，但如果确有其事儿，皇上打算怎么办？”
徽宗说：“我问你就是这个意思。我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如果曾布确实办了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杨光华说：“这应该不是很麻烦的事，直接阻止不让他办就行了。因为每一个官职、每一个爵禄，那都应该是皇上的，只有皇上有这个权利任命官员。任命谁用谁，这都是皇上的权利和资格，别人无论是谁，都没有也不应该想拥有，如果企图拥有这个权利或者侵夺皇上的权利，那他就是僭越犯上，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如果听之任之，那就是纵容，朝廷就会乱套，皇上也就没了权威和尊严。”
徽宗又问：“这样的事儿最重应该怎么处理？最轻又该怎么处理呢？”
杨光华回道：“根据朝廷的规矩和制度，如果确认有此事，曾布也承认，并且曾布向皇上诚恳检讨的话，可以对曾布提出口头警告，敲打一下，这也是一种处分，但不必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如果曾布不认账、或者说明知自己违反规定却仍然坚持，并且态度不好的话，那轻则要对其批评警告、并给予降职处分；重则应该严惩，最起码也应贬官。因为这样的事情性质摆在那里，是很恶劣的。”
徽宗听了杨光华这一番话，心里算是有数了，就点点头，表示杨光华可以走了。
那么，杨光华为什么对曾布的事儿关注度如此高，并且提出这样的观点呢？一则，他依据的是大宋律法；二，杨光华知道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徽宗所接受。从曾布上任近两个月以来，杨光华已经看清，曾布的霸道，跟章惇可谓半斤八两，甚至比章惇还严重；曾布不但自私霸道，而且他还想当个千古一相，把权力用到极致。杨光华认为，虽然曾布这样做，对皇上的大位是一个威胁，可是毕竟他还是要干实事的。他跟蔡京相比较，蔡京能够让徽宗做一个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的皇上。但曾布不想这样。也就是说，只要曾布当权，他就会阻止徽宗做一些荒诞离奇的事，那么大宋的江山最起码还是稳定的，但蔡京的话就很难说，而这正是杨光华所期望的，因此他决定帮助蔡京把曾布拿下去，然后把蔡京扶上来。如此一来，不需要杨光华亲自出面做什么，他的许多目的就可以轻松的达到。
徽宗听了杨光华的分析和建议，决定找曾布好好的谈一谈。第二天早朝散了之后，徽宗就直接给曾布说，“你和蔡京都到垂拱殿来”。
曾布这几天心情很不好。他觉得似乎很多人在跟他作对，这种情况跟他刚刚当上宰相时明显不一样。他觉得，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他今后的路就更难走，必须把这些跟他作对的人压住。而要压住这些人，就首先要皇上一如既往地做好空头皇上，而不能对他执政进行干预。因此他一听皇上让他到垂拱殿，他觉得正好也要跟皇上谈一谈，在心里说：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呢。
曾布和蔡京跟着徽宗杨光华来到垂拱殿，后面还跟来了翰林侍讲温益和御史陈中。这两人都是杨光华单独打招呼，让他们一起来的。温益作为翰林侍讲，算得上皇上的老师，自然是维护皇上的；而陈中，正在弹劾曾布。皇上一行从大庆殿来到垂拱殿门口，杨光华向皇上禀报说：“禀皇上，温侍讲和陈御史有事禀报，能不能一起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