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华觉得时机到了，就说：“一是蔡京，二是高俅。”
徽宗听到这两个名字，沉默起来。只背着手，仰着头，在大殿里踱步。他很佩服杨光华的敏感和对事态的精准把握。对蔡京，他已经知道是自己轻信章惇的挑唆，也是自己不够成熟，仅因一句话就把蔡京打发去了杭州。而高俅呢，是他特别喜欢也特别钟爱的人，他并不想让高俅离开京城，可为了能在提拔重用的时候有个说辞，又不得不让他去了西北边疆锻炼。其实要论起来，这两人的分量都比范纯仁和苏轼在他心中要重得多。
杨光华知道，徽宗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就不再吭气，静静地等着。大殿里没有了声音，反倒听着徽宗的脚步声“嚓嚓”地格外刺耳。
徽宗来回踱着，半晌才停下脚步，看着杨光华说：“这两个人嘛，倒是都有本事，只是呢，蔡京，朕才把他贬去杭州不到两月，接着召回来，等于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也会落下言而无信的口实；高俅嘛，的确能力比较全面，可就是资历太浅，做文官吧没有功名；做武官，军功又不够。这样看来，这两个人暂时都不能上来。”
暂时不能上来，不等于永久不能上来。杨光华心想，可以把这两个人作为人才选拔的第一梯队人选，也可以作为人才库的首选人才储备起来，待合适的时机将他们引荐上来。于是就说：“皇上说的是，眼下时机确实还不成熟。蔡京，是个老臣，最高做到过礼部代理尚书；还是很有才华也很有思想的，并且根据我了解蔡京善于理解上峰的心思，虑事做事都能够遵照上峰的意思，并且他跟章惇相比，弹性足，对皇上高度忠诚、倍加尊崇，也没有章惇那么多的坏心眼；跟韩忠彦相比，既有能力又有魄力，做事果断，善于处理复杂事件和重大问题，如果能有这么个人在跟前，您会轻松很多，也放心很多。其实对他的情况我也做了一些比较全面的了解。当时章惇向您奏报他到处布书法为本朝老大的议论，这纯粹是无中生有，都是因为收拾不了他，并且他担心皇上跟蔡京有共同的爱好能走到一块儿，时间久了很容易会取代他，所以他才让言官弹劾蔡京，同时自己亲自出马向您奏报，最终导致蔡京被贬出朝廷。”
徽宗听到这里，进一步感觉到问题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在扳倒章惇之后，特别是听王诜说过两次之后，他就已经感觉到对蔡京的处理有点不太合适，但是碍于皇上的面子：天子一言九鼎，已经说了，不能很快就撤回来，不管对还是不对，先让蔡京下去再说。现在呢，蔡京才到杭州这么短的时间，不让他现在回来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就说：“嗯，蔡京嘛，情况比高俅要好的多，毕竟有功名、有能力，有水平。这样吧，王诜不是去了杭州看他吗？等王诜回来，听听王诜是怎么说的，再做决定。如果确实是我处理错了，那就改正嘛。”
杨光华忙接上说：“不不不，皇上哪有错的？充其量有处理问题不甚合适或者不够谨慎的方面，但不能就说皇上错了。要是皇上出错，天下臣民会怎么看？将来的史书怎么写？所以，即使哪天时机成熟让他回京，也不必提原来处理他那事，只能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由此，徽宗进一步感觉到杨光华处处维护自己、事事替自己着想，可见其至真至忠至诚。因此这事就暂时搁下不再提起，但对杨光华的好感和信任感却又加了一重。
在亲政的初期，徽宗的确热情高涨，立志想要做一个明君圣主。最典型的就是他善于纳谏，历史上对于唐太宗从谏如流无比推崇并大加颂扬。其实，徽宗当政初期，在纳谏方面，丝毫不比唐太宗差。
拿下章惇，把章惇实行的那些文字禁锢和言论封禁政策全部推翻之后，朝廷又专门下旨，广泛征求各方面人士对治国理政的意见建议，特别申明：所提意见合适的好的立即吸取采纳；说错的一律不予追究责任；朝廷的原则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宋徽宗礼贤下士，善于纳谏，既表现在对各级臣僚所提意见建议的奏章和臣子们的口头意见建议，徽宗都能够虚心接受。
有几个小例子足以说明。
有一次徽宗忙累了，就在休息的时候，在宫中放风筝。他从小就喜欢放风筝，当了皇上以后，其他的活动没有时间，也有的是因为皇上的形象问题不能再做。这天他见天空晴朗，风也不大，就问杨光华说：“休息一下，放个风筝总可以吧？”
杨光华也觉得在皇宫里放放风筝，应该没有啥问题，并且杨光华也想从徽宗的这些爱好和活动当中来窥探一下他所有的兴趣和爱好特点。果然徽宗就和杨光华在皇宫的院子里放起了风筝。可是玩着玩着风就大了起来，竟把风筝吹落到了附近的百姓家中。百姓一看，风筝上写着是朝廷的物件，非常害怕，就拿着风筝急急忙忙的送回到了宫里。曾布听说此事以后，就像徽宗去奏明。徽宗一听，连忙说，“不会不会，不会有这种事，也许是民间乱传的，查明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