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是在94年收到了日本那边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后，她一激动，直接阑尾炎就犯了，于是紧急住院，手术，大概在医院躺了两周的时间。那两周，我爸要给我做饭送我上学，还要在下班后来医院照顾我妈，手忙脚乱，几乎已经预示了在我妈留学后，我们家会过上多么潦草的日子。
在幼儿园放学后不需要我爸接，招待所的阿姨会轮番接了我然后把我送到医院里我妈的病床前。人在生病时是最脆弱的，那时我妈虽然已经割掉了烂尾，但伤口尚未愈合。大概是疼的吧，她有时会用手搂着我，然后呜呜地哭起来。舍不得我是自然的，但我想眼泪中也有对未知的留学生活的恐惧成分在。
我要强的老妈在医院躺了还不足两周就出院了，招待所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她交接，一大堆材料等着她亲自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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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出国以后，我跟我爸过起了相依为命的生活。具体说来，用我爸的原话是：“以前是两个人赚钱三个人花，现在是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他是个理科生，喜欢用量化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这很正常。
1994年王雪纯成了《正大综艺》的主持人，我印象中她还主持了一档名叫《环球94》的节目，但在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栏目。不知是不是从那时开始，我的脑子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那时周一到周五，我的一天是这样的：
一大清早被我爸从床上把我薅起来，我歪着脑袋迷迷瞪瞪地吃他煎好的油非常大的鸡蛋，以及同样用煎锅煎好再抹了厚厚一层果酱的面包。我需要再15分钟内就着他给我冲的一杯高乐高把这些全都咽下去。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美味，但如果你天天吃天天吃，那么你就会对它们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印象。现在都已经快三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讨厌这三样东西。
紧接着我自己用搪瓷盆洗一把脸，然后耷拉着脑袋半眯着眼坐在我妈妈的梳妆柜前，等着我爸给我扎辫子。因为我是歪着脑袋的，所以我爸扎得辫子基本都左右不会对称，我将带着这种造型在幼儿园大大班度过我的一天。
无论收拾得妥当或不妥当，到了时间我爸必然会拎起我和我的书包准时出门，我们疾速走步穿过花园山，把我撂到市政府幼儿园后，他再去设计院上班。
偶尔有幼儿园老师会好心地在白天帮我把辫子重新梳好，但大多数时候，没有老师有这个闲心。我也不再有中午吃饭时被老师喂到其他小朋友都睡醒的优待。她们对我的态度齐刷刷转变为：爱吃吃，不吃拉倒，下午自己饿着去。
傍晚我幼儿园放学时，我爸还没到下班时间。我妈不在招待所，自然也不会有年轻阿姨把我接到招待所。取而代之的，是爷爷或姥爷会分别把我接回家；与此同时，奶奶和姥姥则是在家把饭做好。爷爷奶奶家的晚饭一般是炖白菜或炖白萝卜，姥姥姥爷家的饭菜更好，但我被接到爷爷奶奶家的时间更多一些。
然后我爸下班，去老人家一起吃完晚饭后领我回家，回家的路上继续买我已经吃得再也不想吃的面包。
周末可以睡大懒觉，不过我爸雷打不动，会在周六一大清早就打开他成套的大音响，一边放各种交响乐，一边哼哧哼哧拿大拖布拖地板。那时我们住的是我姥爷家分的房子，虽然不大，但墙体极其厚实，所以他放交响乐的音量是打扰不到邻居的，但却足以把我吵醒。看见我醒了以后，他就会给我找个小抹布，让我力所能及地擦擦家里所有的桌面，弄得我现在听到交响乐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去擦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