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指着一份纽约时报上的标题《国联李顿调查团成立，将赴远东实地调查》，问宋鸿飞：“这个难产的国联调查团终于要来了，对此你怎看？”
宋鸿飞苦笑：“华夏国府和张少帅都把国联当救命稻草了，它要真有用，东洋人早就退兵了，而不是还打着国联的脸继续增兵。”
张谊似乎顿悟，道：“嗯，自己拳头硬才是硬道理。”
“说得对！它就是列强欺负弱小立的文明牌坊，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宋鸿飞不屑地道，“国与国之间，利益至上，实力为王！东洋人如果侵犯的是印度，只怕米旗国人的舰队都开来了。”
王之道：“鸿飞，你的意思是把持国联的英、法，他们在关东没多大利益，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宋鸿飞点点头。
奉城事变不仅是对华夏主权领土的侵犯，也是对一战后由19年“巴黎和会”和21年“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然挑战。
9月19 日，接到张少帅电告事变经过后，华夏国府中央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诉之国联，对日强烈抗议，通告国民须一致联合，共御外侮。
9月21日，召开中常会紧急会议，制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唤醒国民，还我关东”的策略。同时向国联控诉，要求进行调查和调停，并要求美援引《非战公约》带头各签字国制止东洋国。
关东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煤、铁等各种资源和较为雄厚的现代工业基础，日、苏、美三方势力盘根错节。东洋国想独占关东，自然就会损害美、苏和其他列强的利益，这就是国际调停的前提。
当时关东，是封疆大吏张少帅的地盘，一切事务都有极大的自主权，华夏国府只有名义上的号令权。
面对张少帅丢来的棘手局面，华夏国府的如意算盘是：张少帅须先想办法自救，同时利用国联和列强干涉，用最小的代价促和。
因为之前确有“国际干涉还辽”的成功例子，华夏国府和张少帅都押注到了国联调停和欧美列强出面干涉上。
然而，这是按常理而言，东洋人不费吹灰之力获胜之后野心极度膨胀，它的癫狂和魔怔已不能用常理来揣度。
苏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想与东洋发生直接冲突，除了口头谴责和抗议外，苏国两次向东洋国表示不干涉华夏和东洋间的冲突。
其他西方列强在关东并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和势力，那只有依靠花旗国了。
对于花旗国在关东的制衡作用，华夏国府其实也早有设想，自20年代末期起，就制定了“联美抑日”的战略，大力支持美资本在关东的贸易。花旗国资本支持关东交通委员会规划修建三条以葫芦城为的铁路。
然而东洋人自然不会坐以待视，花旗国在关东庞大的投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落地，事变就已爆发。
花旗国除了口头上不痛不痒谴责几句，实际上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倡议双方：停止冲突，进行谈判。
花旗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东洋国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花旗不干涉东洋国，东洋国政府则需制止军方将事态扩大，保证在关东的行动仅限于锦州以北。
花旗国始终是个生意国，利益至上，道义可以放一边。当时美、英、法等列强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这几国都和东洋国有密切而又有利的贸易关系，它们自然不愿意惹恼东洋国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
被英、法两个欧洲列强所把持的国联，当然也很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它一直在观察花旗国的脸色，看到花旗国不想调停，就继续打太极。
这也是华夏国府多次要求花旗国和国联对东洋国进行经济制裁，却遭到拒绝的重要原因。
9月22日，国联通过了第一次紧急决议：要求双方保持克制，停止一切冲突，各自撤军。这个决议表面上“公允”，实际上却是混淆是非，偏袒东洋国。
东洋国是侵略者，华夏国是受害方，要求华夏克制、撤兵，将侵略者和受害方同等看待，岂非荒谬至极？！
实际上，当年9月国联理事会改选后，东洋国与英、法、德、意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于不利于它的决议，它自然极力反对。
国联和西方列强的偏袒、纵容，东洋有恃无恐，更加肆无忌惮，趁势继续扩大推进。
显然，国联和列强都靠不住了，华夏国府的指望沦为幻想，最终还是只能靠自己。但最好的时机已经白白浪费了，东洋人已经渐渐站稳了脚跟。
9月30日，国联第二次决议，言辞含糊、不痛不痒的提议东洋国将军队撤回。这个提议当然没有任何落地措施，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自然，这个撤军决议也被东洋国拒绝。
苏国日益强大以来，英、法、美等西方列强既恨又怕，“防苏、防共”是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们积极推行所谓的“绥靖政策”，不想直接和东洋国发生冲突，反而极力拉拢东洋国对付苏国。
西方列强的算计是：对东洋国在华夏国关东的既得利益不加干涉，把东洋国的侵略扩张限制在关外，让东洋国和苏国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确保自己在关内的利益。
在最敏感的时刻，欧美列强推行这种损人利己的“绥靖政策”，东洋人喜出望外，作为一个强盗，它自然不会主动要求和华夏国和谈，更不会将已吃进嘴里的又吐出来。
10月8日，东洋关东军开始试探性地轰炸锦州，并扬言将再次发起军事行动。一旦东洋军越过锦州，就要侵入西方占有巨大利益的华北，因此国联才作出了较强硬的态度。
10月24日，国联第三次决议，要求东洋国在11月16日前将撤回到事变前的区域之内，并提议在东洋军撤退后，华日直接进行谈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列席会议的花旗国并不支持国联的决议，史汀生竟然表示：“只要华夏同意，花旗国不反对东洋国以非武力的方式实现其在关东的目标。”
不得不承认，东洋国的纵横捭阖很成功，它充分利用了美英法列强之间的利益分歧，断定国联无意、也无力干涉东洋国的侵略。
10月26日，东洋国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继续反诬华夏国，借口保护地区安全、保护东洋国侨民，拒绝撤军，国联的决议又沦为一纸空文。
11月初，东洋军开始向黑省进犯。
英美列强顿时兴高采烈，以为它们引东洋祸水流向苏国的算计即将得逞，花旗国驻哈尔滨领事也在报告中称“东洋国的行动是为了对付苏国”。
11月16日，就在国联决议东洋国撤兵最后期限的这一天，东洋军开始大规模增兵，向北满发起进攻，并切断了中东铁路。
但是，东洋军没有按照西方列强所期待的意图北上进攻苏国，它不敢贸然招惹强大的苏国。攻陷黑省会齐城后，东洋军兵锋转向南满，直指锦城，无视东洋国政府的要求，准备南进。
东洋军无疑是在全世界面前打了国联和西方列强的脸。
史汀生这才认识到：“东洋国政府掌控不了军队，整个东洋完全在一群疯狗手中。”
随后，花旗国表示要对东洋国进行经济制裁，东洋国政府随即服软。11月21日，东洋国外相宣布将尽快从齐城撤军。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不知有意还是巧合，较为理智的若榇内阁在12月11日倒台，强硬派的犬养毅组建新内阁，全面推行侵华政策，向关东门户锦州压进。
华夏国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对东洋国进行经济制裁，史汀生对英法等国表示：“不反对经济制裁，但不参与。”
说白了就是鸡贼：我赞成你们去，但我自己不去。
最终，花旗国发表声明：不承认东洋国在关东都侵略所得，但也不会制裁东洋国。这就是著名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实际上，早在9月21日，华夏国政府就要求国联组织国际调查团，调查奉城事件的真相，目的是想借助“国联”的力量制止东洋国侵略，收复关东领土和主权。
一直到12月10日，在华夏国政府一再要求下，国联才通过了成立调查团的决议。
而直到第二年的1月21日，这个国联调查团才正式成立。
等这个由米旗国人李顿爵士率领的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从法国出发，已是第二年2月3日。
这个象征性派出的调查团，却好似进行了一次纸醉金迷的休闲之旅，沉陷在一片歌舞升平中，除了“和稀泥”，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作用。
西方列强不是要反对东洋国侵略华夏，它们只是担心东洋国占领关东后还要向关内扩张，损害到它们的利益。它们不是要维护华夏国的主权，它们要维护的，是它们自己在华夏国的权益。
国与国之间，没有必然的情谊，只有永远的利益。
弱肉强食，落后挨打，这是自然不变的生存法则。
奉军没有第一时间奋起抵抗，反而步步退让，致使东洋国占领了这个全面侵略的桥头堡；弱国无外交，华夏国府束手无策，把事关民族利益的大事指望在国联和列强身上；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国家积贫积弱，内外交困，处处需仰人鼻息。
——这是导致华夏民族进入14年悲惨壮烈的灾难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