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尉领旨去出征，骑着烈马拉硬弓，百步穿杨去得准，箭中金钱喜气生。里德的战友有的战死，有的带着残疾退伍，有的全身而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里德和梅丽尔则步入了而立之年。隆冬早晨，30岁的里德还没睡醒，电话铃像自动步枪“叮叮叮……”响了起来，里德眯着眼抓起话筒，领导布置的任务又来了------带队去天门山征剿居延地方游击队，杀掉游击队长乌吉。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里德12年前入伍时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杀人或被杀！行军途中，里德团长告诫部队里的新兵：“你们在居延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你们往哪儿射击，你们就往哪儿射击，你们只需要学会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若是襁褓里藏有炸弹的话。因为居延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真个是：背着棺材上战场------豁上命了。
里德率领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多岁的毛孩子窜上来，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斜刺在心脏上。司机扑倒在发动机上，瞬间，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里德下令屠村，这座村庄顿时变成一片焦土。里德向士兵训话：“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一个人在一秒内可以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
里德团部进入天门山麓，丛林里有个游击队员正在躺着看《花花公子》期刊，他是神枪手，他瞅见一个人肩章是一条杠上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块钱，“砰”的一枪！两杠一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元，“砰”的一枪！一杠一颗小星星，是少尉，“砰”的一枪！部队遭遇狙击埋伏，里德命令后撤山下两公里驻扎。到了夜里，天门山游击队队长乌吉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5万块，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20万元；打死了……“什么？少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以后谁给咱们拿来奶酪、被褥？把他吊死！”乌吉大发雷霆。而里德此时已派出两个侦察兵潜上山来。
翌日凌晨4点，里德呼叫指挥总部，告知乌吉游击队坐标，几分钟后，炮弹像倾盆大雨呼啸砸下，天门山瞬间成炼狱，一百多名游击队员的肢体被炸得七零八落。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7点钟，里德发布总攻命令，一千多名官兵合围冲上山，两小时后清点战场，乌吉和天门山游击队员悉数被歼，缴获颇丰，有万相台制造的被褥、军靴、步枪、奶酪、伏特加酒、格瓦斯、鱼子酱、布林饼、熏肠、枫糖、男性自慰用品……
返回途中，里德部队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渭川地雷”，被炸毁了，里德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爆炸后第十四天，白帝城战地医院，那个被炸飞的装甲输送车司机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他已经接受过军医院的治疗，他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右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他的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自己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他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一个月就满三年，进行了二十次手术，有六次是全身麻醉。在居延战地医院实习的大学生们根据他的状况写过文学报告《他有什么，没有什么？》，发表在国内主流杂志上，可惜没什么人看。他自己不能刮脸，实习的大学生们替他刮。第一次刮脸时，学生们不小心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他身上，可他还在喊：“再来一瓶！”他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熏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他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他几乎要发疯！春天来了，姹紫嫣红，这些他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他的头里被取出了2毫升的脑浆，显然把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三年过去了，他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他倒是能闻出味来的，可能是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这名装甲输送车司机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8000元，部队有规定：轻伤——10000元，重伤——80000元。以后的日子，得自己看着办，抚恤金没有几个钱，他回国后，只好依靠爹妈养活。他老爹、老妈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的父母头发全白了，都患了高血压、甲亢。
有领导邀请他到国内重点高校去演讲。他反问领导：“讲什么？我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当兵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居延游击队员，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讲战争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难道我们的大学生想听这些事？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过去。从居延战场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领导，您千万不要让我讲在居延的兄弟情谊，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居延，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足够余生糊口的抚恤金、有电梯的住房、便宜的好药、能看上好医生、进口的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的战友瘫的瘫、痴的痴、死的死，也就差不多了。”
领导尴尬地笑笑说：“我正在写一本反映居延战争正能量的书，您不愿作演讲也没关系，我主要是想听您说说居延的事，搜集写作素材，您继续。”他鼻子皱了皱，像祥林嫂继续道：“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已无事可做，或许还可以找心理医生聊聊怎么个安乐死法。现在的年轻人不接近我和我的战友，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几十年前伟大的保家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鬼子进村’的角色。我恨透了战争，当我在居延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渭川地雷’时，有的人却在万相台国内品着筠连红茶听音乐，搂着姑娘们跳‘沙沙舞’，看国外电影大片。等到几年以后，战争后遗症在我和我的战友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单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有人邀请我上台作报告，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对了，领导，您写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居延战场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当然，那或许会讨喜您的领导。难道您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写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妇女儿童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泊里，妇女儿童和骆驼的血混在一起，您敢写出来吗？有人还需要这样的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