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伍子胥称赞为“勇而善谋”的文种，如今已居越国相位。此时的越国，已非文种初到时的力小地狭只图自保，而是已经成长为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熠熠生辉，出尽风头。
平定吴国后，勾践先是挥师北渡淮河，与齐、晋诸侯会合于徐州，接着又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周元王派人赏赐勾践祭祀所用的肉，并称勾践为“伯”。周天子所为，相当于承认了越国的霸主地位。
会合诸侯后，越王又率兵南下，把淮河流域的越土赠与楚国，将昔日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宋国，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也大方赠予鲁国。
就这样，通过多管齐下，越国与大小诸侯国甚至周天子都相处融洽，来往密切，成为名噪一时的社交新星，游走在各国，八面玲珑，左右逢源。长江、淮河以东，越王可畅行无阻，游刃有余。有了实力强劲又兼野心宏大的带头大哥，诸侯纷纷前来拜会恭贺，越国的霸王之名可谓实至名归。
此刻的文种，心情却十分沉重。
原因无它，与他同来越国将近四十年的范蠡悄然离开后，派人捎给他一封信，信中只得十二字——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范蠡的出走，带给文种无尽的惆怅。两人相知相交，携手来到越国实施抱负，吃尽苦头，几近九死一生。帮助越王成功实施复仇大计，两人也一文一武被列为头等功臣。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开花结果，正是采撷果实大开盛宴之际，为何他却一走了之？
范蠡悄悄乘轻舟远走，像被官府追缉的盗贼趁着夜色掩护头也不回的逃离，生怕稍作推迟就会被捕入狱前途尽毁。
临行前，他劝文种跟他一起隐退。理由是——越王为人刻薄，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若是留恋尊位财富，迟早会被猜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如趁早抽身，保全性命。另寻他处，再战江湖。
文种想都没想，一口回绝了范蠡。当日，是范蠡邀请文种来的越国。如今，两位知音选择不同，只好分道扬镳。
想不到离开没多久，范蠡又有信到，说的还是同一件事：越王刻薄寡恩，可同患，难处安。
这个时候，文种终于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依他对范蠡的了解，若非情势危急，他绝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重复。可以想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他的预感很快会应验。
他把范蠡的来信烧毁，第二天便称病告假不朝。他的想法是，拖上几日便以年老体衰为由，请求致仕归田。这么做，一来可让越王放心，二来可以继续留在会稽城颐养天年。不必像范蠡一样，明明功高盖世，却只落得恓惶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逃到未知的地域从零开始。
就在他打着如意算盘时，关于他要作乱的谣言甚嚣尘上。原因无他，范蠡私逃，越王本就不快，两人还有书信往来，更是让越王疑窦丛生。越王既是起了疑，有心者便有机可趁。
若是从前，只是小本经营，脏活累活多回报少，没人和范蠡文种抢。越国已今非昔比，蜚声诸侯，人人争相巴结。若居高位，油水丰厚，美女珍宝唾手可得。范蠡一走，只剩文种，只要把他拉下，何愁前路无钱？
小人佞者最擅长的就是揣测上意，浑水摸鱼。越王的心思他们已经看出来了，于是君臣心照不宣，合力把文种编派成居功自傲企图伙同外敌篡位夺权的谋逆者。
正义总是迟迟不来，冤情一向难以洗白，诬告构陷却势如破竹即刻到达——正如对文种的处决。
越王亲自召见文种，先是虚情假意的问其病体是否安健，接着是话锋一转，说道：“臣相年事已高，恐怕已难负荷霸主之国的内政外交。本王有一好去处，正合适臣相——昔日臣相赠寡人七策伐吴，寡人只用三计就取了吴国，余下四计，请臣相去往先王处，教其于地下谋吴之先人。”
说完，命左右递给文种一把剑，越王便拂袖而去。
所谓七策，乃是越国被吴国击败后，文种向越王进献的七条兴越灭国之计：
一是不吝惜珍奇异宝厚币布帛，大力取悦吴国君臣；
二是高价买入吴国的粮食衣物，吴国财币堆积如山以此自满待，到灾年欠收，就会因为欠缺裹腹保温之物陷入困境；
三是赠送美女，迷惑其心志；
四是送巧工良匠给吴王，使其沉迷于大造宫室，致使国库空虚；
五是派擅长谄媚者去往吴国，服侍吴王左右，逼退其忠臣，使谗言得进，惑乱其谋；
六是离间君臣，谮杀忠臣良将，削弱辅佐栋梁；
七是富国强兵，静待吴国出现天灾人祸，伺机进兵。
越王的意思是，留着你文种，若是你投奔敌国，还有四计足可对付我，不如你带往地下，让本王放心。
一把属镂剑，斩首两功臣。吴王悔不迭，文种心亦然。
不愧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君王，同是江南烟雨地所孕育，同样是杀害旧臣勋要，方式相同，甚至用的都是同一把剑。属镂被锻造成形的那一刻，铸剑师绝对不会乐意看到它成为一把专杀功臣良将的邪恶之剑。毕竟，剑之所在，斩妖除魔，杀敌立功，方是本色。
不同之处在于，吴王夫差终究尝到了不听伍子胥劝谏的苦果，临死之际，方知伍子胥之能，追悔莫及；越王勾践则是无怨无恨，落子无悔，如释重负。
吴王夫差赐剑伍子胥时，正是欲望膨胀准备伐齐耀武的如日中天之际。伍子胥的阻拦，扫兴逆耳。越王勾践赐死文种时，正处风光无两之日。文种之死，全因功高震主。
伍子胥也好，文种也罢，除了死于同一把剑，他们还死于流言——伍子胥把儿子送到齐国引发了关于他与齐国暗通款曲背叛吴国的猜测，文种跟“叛逃”的范蠡书信往来使得“作乱”的毁谤得以坐实。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忠于国者谋于事，殚精竭虑，席不暇暖。说到揣摩上意，曲意奉迎，自然有所欠缺；忠于权术者则不同，他们也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只为了琢磨出一条通往万万人之上的捷径。为了迎合谄媚，他们也是劳力费心。若说才干见识，眼光度量，肯定难与贤人良臣并肩。
志不同者，道不同。偏偏他们都要挤到同一条独木桥上——通往青云之路，唯有取悦君王一条道。为了上位，只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拼尽毕生之绝学，无所不用其极。明枪易躲，暗剑难防。偏偏赢的总是业务能力不足，巧言令色之徒，输的都是笨嘴拙舌的劳苦功高者。
流言之所以威力无边大杀四方，乃是因为它的出现，与君王的心思不谋而合，而非嫉贤妒能的大夫近臣一厢情愿。
看看吴王夫差，再瞧瞧越王勾践，都是如此。
如果说伍子胥的死归咎于他自恃功高几次劝阻触了吴王的逆鳞，还情有可原。因为孙武早已离去，无人咨询提醒，让他看清楚此时的吴王绝非虚怀若谷广纳良言的先王阖闾可比。
文种之死，多少是其贪恋权位，被财富权力迷了心所致。范蠡临走前对他说的一番话，相信绝不是第一次跟他提起。两人是微时之交，推心置腹的知音。既然能放弃楚国的一切，来到陌生的国度一起打拼，共过患难，难道不想共享富贵？一起煎熬哪有一起享乐快意？
范蠡选择在灭吴之后不久就离开，走得如此匆忙，为什么？难道他天生仇视富贵，专爱胼手胝足筚路蓝缕？不可能，这不符合贪财好色、好逸恶劳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