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税亩”实行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此。它的实施，相当于间接承认土地私有合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匹配。表面上看，税赋大大提升，积极的一面却是，激励生产者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出，多劳多得，即使交了税，所剩仍然不少。
同时，大量的税收漏洞被填补，封邑贵族的财力被削弱，相应的，他们的影响力也打了折扣。此消彼长，公室的权力则因财力增强得到提升，君主权威也因此加强。
“初税亩”施行四年后，鲁成公元年即公元前590年，鲁国再次改革税制，实行“作丘甲”。
“作丘甲”的第三个字“甲”即日常所说的兵甲，跟作战有关，是一种军赋制度。所谓军赋制度，即天子（诸侯）向臣属征发兵役及军需品。
西周初期，平民阶层分为两类：一种称为“国人”，一种是“野人”。“国人”来自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族，他们的居住地为城郭郊邑；“野人”则是被统治被征服的对象，他们大多散落在郊外的偏远地方，身处野鄙，既称庶人，又称鄙夫。
“国人”的先祖是贵族，由于人口不断繁衍，与本支关系渐远，不得不被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但是，由于与贵族存在血缘关系，他们享有一定参与国事的权利。
“国人”享有的最基本的义务是执干戈保卫社稷。还记得我们曾提过的一乘包括多少人吗？作战人员包括三名甲士和七十二名普通军士。甲士身披盔甲，坐在战车之上，挥动旗帜，指挥七十二人前进后退。
“国人”是甲士的主要来源，是军队的主力。为了这项义务，他们还得履行提供盔甲戈戟等作战武器的责任。
承担义务的同时，自然也享有权利。身为军队主力，意味着他们能在军队中担任首领，享有战功后还能得到封赏，积累财富，他们的地位上可至卿大夫阶层。
“野人”的主要义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是田地的劳动者，以耕作土地缴纳一定产出的方式交纳地租，承担交税义务。
由于地位低下，“野人”受到较多的人身束缚，依附于土地生存。相比奴隶，他们有更多的自由，不会像牲口轻易被处死。有机会被贵族赏识的话，还能跟随封赏成为贵族的家臣仆役，实现阶层升迁。
军赋制度的实行虽只局限于“国人”，征收多少，仍然与田制密切相关。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这么一换算，1丘=16井，1甸=64井。军赋以甸为单位，即64井合出一乘，即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综上所述，“国人”与“野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权利义务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身份也在急剧变换中。“国人”与“野人”的界限渐渐模糊，有人往上流动，也有人向下坠落。土地集中在少量贵族手中，私田开垦需要更多的“野人”，从“国人”沦落到“野人”的越来越多，军赋由此变少。
矛盾之处在于，春秋后期，诸侯国之间的征战越加频繁，需要更多的甲士兵器。依靠数量日益变少的“国人”，已经远远不够，必须扩大军赋来源。
于是，“作丘甲”应时而生。徇字看义，即以丘征甲，完整的意思就是按“丘”出车马兵甲。这就意味着，原先以一甸为单位改为以丘为单位，64家合力出一乘，变成16家出一乘，负担为原来的4倍。同时，承担义务的不再局限于“国人”，“野人”也逃不掉，平民都要承担军事义务。
到了公元前484年，也就是孔子周游列国返鲁被季孙肥请回朝堂的这一年，季孙肥开始着手税制改革，史称“用田赋”。
“用田赋”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
一是统一以“田”为单位计征。一夫百亩为田，即现代的税基。以百亩为单位，直接向受田农民征税。受田者，包括原来的“野人”和下降为自耕农的“国人”。
二是征纳物单一化简单化。从前是林林总总，包括粮食、车马甲士、服兵役、充当杂役在内多种形式，现在则是以粮食为主。至于军需品，政府统一采购，不再向平民摊派。
这套改革措施，打破“国人”与“野人”的界限，“国人”与“野人”不再对立，作为受田农民，他们纳税人的身份是平等的。
再者，征税形式单一简化，方便操作，显示了它的历史进步性。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农业税，一种标准，单位统一，只要调整税率即可实现收入增减。
其实，“用田赋”并非鲁国首创。在此之前，晋国、楚国、郑国均有类似的举措，只是名称不同，内容接近，性质相同。
提出这个措施之前，季孙肥还特意命冉有去征询孔子的意见，以示对这位自己用盛大隆重仪式迎回的大夫的尊重。
孔子起初不肯发表看法，冉有问了三次，仍然不作答。最后，冉有要他一定要表明态度，赞成或反对，他才说出自己的想法，答案还颇有书生气。他并未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大意是，“君子行事，以礼为据——施舍力求丰厚，敛赋尽可能微薄，行事要恰如其分，如是足矣。若不以礼为准绳，贪婪冒进不知餍足，虽按田亩征税，仍然不足。季孙氏若要行法度，周公之典可为依据，若要随性而行，又何必征求老夫的意见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只要稍微具备阅读理解能力，已经读出了弦外之音。孔子其实是想表达，目前适用的赋税制度已经能满足鲁国的财政支配。若是再施改制，平民的税负沉重，实则是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并非仁政，还请季孙氏三思。
冉有回去复命，季孙肥二话不说，一脸的不以为然。
第二年春，季孙肥下令，“用田赋”正式实施。
行动是内心最真诚的告白。面对孔子的提议，季孙肥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复，却用最快的速度推行改制，可见他对孔子迂腐看法的不屑一顾置若罔闻。
这是孔子回归朝廷后季孙肥对他首个重大政事的咨询，就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二人心中都明白，对方不是自己的知音同好，彼此只能做相安无事的陌生人了。
身为国家实际上的执政者，季孙肥所为是职责所在。不断增加赋税聚敛更多的财富是天然的冲动，跟人吃饭睡觉入厕一样，是政府的本能。
放眼现代国家，比如美国，他们个人所得税的变动非常灵活，上至35，下至15。八十年代“滞胀”时期，为了盘活经济，政府主动减税，裁员减薪，税负下降。经济复苏过后，进入过热，税负马上上调。
政府之所以勒紧裤腰带，主动从自己身上开刀，绝非做慈善，而是逼不得已。大家都在一口锅吃饭，企业倒闭，个人破产，政府的税基大幅减少，就算保持高税率，收入还是下降的。如果不变通，恶性循环加剧，最终政府仍然不得不下调税率应对经济衰退。
与其被动减少，不如主动减轻企业负担。先把蛋糕做大，税率虽少，仍然有税可征。企业、个人税负减轻，会有更多的余钱用于消费，更多人消费意味着更多人有了收入。有了收入再消费，形成良性循环，政府仍是最终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