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当苏轼的奏议刚刚送达朝廷，宋神宗看过后，当即下诏即日召见。
据说，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若有所悟地颔首说，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一切都释然了。
所以，才决定即日召见。
看到苏轼，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只得”斗胆上奏说，微臣私下里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然后再应对之。
神宗竦然接受说，爱卿所言，朕一定详思之。
这次的皇上在便殿里召对苏轼，苏轼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指陈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自那以后，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都会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
短时间内，苏轼上了《议学校贡举状》后，又一鼓作气地上了《议买浙灯状》与《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年2月），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有轻易开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深入观察了一年，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买灯，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这里苏轼留下了伏笔：如果皇帝纳此谏，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皇上不纳此谏，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甘愿受罚罢了。
买浙灯之事说小也不小，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原则性问题，绝对值得一奏。
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宁四年元宵节，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庆贺一下，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全部低价卖给皇家。苏轼认为，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太浪费了！皇家也要崇尚节俭。
而神宗却认为，扎个纸灯笼成本不值几个钱。这也说明神宗皇帝在皇宫大院长大，年纪轻轻的（要知道，苏轼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考虑问题很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穷苦的手艺人，灯笼是他们全家的口粮，大老远送到京城来卖，成本除了材料钱、手工钱，还有运费、贷款的利钱等。
往年都是自由交易，价格能卖得高些，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还低价收购，那是要亏本的。于是苏轼耐心向皇帝说明情况，请求收回成命。
谁知，过了不久，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把买灯笼的安排取消了（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士，热情满满）。
苏轼非常激动与受宠若惊，紧接着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方面，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因为军事与外交等重大的工作，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
当时，契丹、西夏疆域虽广，但多为不毛之地，或因气候原因无法耕种。由于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势必得向外拓展，压缩北宋生存空间，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飞扬跋扈，重蹈李唐覆辙，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的兵权。
但是，此举虽然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矫枉过正，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进取，畏战心理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