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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五章(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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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曾言语间所暗示的朝中将有大番波折之事, 陆辞并未太过放在心上。

并非是不信的缘故, 而恰恰是因为太信了。

陆辞心知肚明的是,朝中寇王丁三派混战的局势早已明朗,总有彻底决出胜负的一天。

决定性的那件事, 随时都会发生,且一旦发生, 就绝对将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

作为区区一太子左谕德, 陆辞颇有自知之明,过得很是安分守己。

早朝过后, 白日主要是绘画和讲经, 夜里备课之余,就是陪友人们闲聊。

连休沐日历, 也只是与柳朱晏几人在京师内游景喝茶,连城门都没出过, 免得被人弹劾个‘擅去官守’的罪名。

到天禧元年年末时,京中突然发生了一件很是荒谬的案子。

那是两名巡查皇城的亲从官, 被查出夜宿长春门时,使用钢刀撬开了由他们看护的玉清昭应宫墙壁,顺利进入后,便将慎重收于其中的‘天书’, 以及各类‘法器’和金银珠宝, 都一并盗走了。

此事传出,市井间众说纷纭,既有对贼人的惊叹, 也不乏对‘天书’的好奇。

有些对天书一直便半信半疑的人,更忍不住想,若真是天书,定有神奇的地方,岂会轻易被贼子盗走?且贼子如此,就不怕招来报应么?

官家听闻后,即使对造神的热度已降下不少,仍是勃然大怒。

得亏因这两小贼落下破绽太多,不出数日,真相便被查明,二人被捉拿归案。

未出数日,主犯便被判处砍去双手,再示众三日以作警示,最后正法。受到降职或罚铜处分的,还包括一众监管不力的皇城司官和将校。

因案破得快,处罚方式也极凶戾,一时间那些同样对宫观中摆放的名贵物件起了鬼祟心思的人,也彻底没了胆子了。

若是虔诚的信徒,肯定不会有盗取‘天书’、只为拿在手里一探究竟的‘亵渎’举动。

而于贪财的贼人而言,稍微脑子清醒点的,都不会打它的主意——且不说盗取过程就千难万难,单说盗出来后,拿着这批印有官印的财宝,又要如何才能躲开天罗地网,安然无恙地销赃?

有那本事,还不如欺负欺负城中那些富得流油的豪商贵贾呢。

友人们虽都只当趣闻听听,一笑就过了。

陆辞听闻此事时,却不由蹙了蹙眉。

——他隐约觉得,此事会有余波。

果不其然,天禧元年刚过,就在初初迈入天禧二年的一月末,以永兴军巡检主持终南山兴修道观事务的御药使朱能和殿直刘益,就喜气洋洋地上奏宣称,在乾祐山中,有“天书”降下。

此奏一出,朝中三派瞬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为对此激烈抨击的寇准,一为对此大肆鼓吹的王钦若,一为袖手旁观、不置可否的丁谓。

做最终决定的皇帝,态度竟颇含糊。

他毫不犹豫地下诏,命朱能将‘天书’送入京中,神色却很是淡淡,更未提及要再修寺庙,供奉此书的事来。

对这结果,三派自然都不满意。

但跟厌恶天书,尤其在王钦若回京后,就时刻防备着他又借此东山再起的寇准此时的怒火中烧相比,王钦若则要耐心很多,对寇准的瞪视,也能淡然自若地回以一笑。

当朝里人多被这两人的争锋引去注意力时,陆辞却重点在看面色如常的丁谓。

在直接令陷害他未果的周怀政失势后,饶是陆辞认为周怀政已无法有再起之机,但对周边的戒心,却时刻没有放下过的。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周怀政当权那么多年,哪能没几个忠诚的党羽?

然后,陆辞最近发现,忠心耿耿追随周怀政的人——

还真没有。

他既无扎实出身,也无家族子孙,势力虽盛在一时,却完全建立在皇帝的恩宠上。

于是要完全衰败,也不过是皇帝的一句话而已。

且他在宫中行事,向来霸道,聚于其身边多是慕其势的小人,现树倒猢狲散,不去落井下石,他们自认就已经足够厚道了。

但陆辞还是在寇准的暗中配合下,将曾跟周怀政交好的人仔细调查了一通,更将那份整理出的名单给背了下来。

朱能赫然在列。

不过,朱能究竟是何等居心,在陆辞心里,已是次要的了。

单是其欲要勾起好不容易歇了求神拜佛之心的官家,让轰轰烈烈的‘天书’闹剧卷土重来这点,就无论如何无法容忍。

见皇帝姿态暧昧,朝中一时陷入狂乱之中。

对此深恶痛绝的清流党中,跳得最高骂得最狠的,还不是寇准,而是孙奭。

这位太子讲师,素来对天书之事秉持反对到底的态度,此时亦不例外,暴跳如雷地在上述中直接指陈朱能为妄言祥瑞的“奸险小人”,要求皇帝立马斩了朱能,以儆效尤。

赵恒不听。

陆辞虽佩服孙奭的铮铮傲骨,但对其上书的措辞,却很是哭笑不得。

有那句“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哪怕官家有那么点想听的心思,也绝无照做的可能了。

若这么做了,岂不是亲手证明了‘世间并无天书’的真相?

那官家前十几年大费人力财力,闹得举国上下跟着疯魔的‘天书下凡’,不就成了最大的笑柄了吗。

不起反效果,就已经不错了。

官家不听劝,孙奭也不消停,而是一天一封地往上递去。

哪怕字字句句都在骂朱能是个装神弄鬼的奸佞,但对本就心虚的赵恒而言,要套用在自己身上的话,也绝对是合适的。

最后实在不耐烦了,他便将这脾气臭硬、却因士林中极具德望的孙老爷子升了一阶,但把人远远调走,充当兖州知州,还直接委派了个治水的职事。

免得孙奭太闲,离远了仍能不断上书,倒不如让他忙治理黄河的千古难题去。

但在还在观望的大臣们眼里,这一手无异于明升暗降。

既然持反对意见的孙奭倒了大霉,老大年纪被调出京不说,还得做治水的脏累活,甚至是最难取得好成效、吃力不讨好的黄河的话……

一夜之间,与王钦若立场相同的人,突然就变多了起来。

皇帝摇摆不定的心思,仿佛也渐渐朝王钦若这派倾斜。

然而对一身傲骨的清流而言,因反对奸佞而被迫离京,哪怕再有损仕途,同时也是再荣耀不过的了。

于是第二个慨然以身试‘法’的人,就出现在孙奭离京的第三天——一直在寇准和丁谓间基本保持中立,只就事论事的王曾,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早在赵恒头回试图折腾天书时,王曾就列出过五大害用以作劝谏。如今在官场上摸爬打滚这么些年,他骂人骂骨的措辞,洋洋洒洒的大长篇下来,自是更狠了。

陆辞听着,一下就从那慷慨激昂中听出了几分玄机,不禁笑了笑。

跟孙奭的真耿直、指桑骂槐怼皇帝的痛快淋漓不同的是,王曾明显要圆滑得多。

他在折子之中,从头到尾只将朱能这一主持者骂了个体无完肤,却对‘天书’是否属实这点进行春秋笔法,不予切实评判。

对于皇帝,更是只有‘心思仁善’、‘受佞蒙蔽’等痛惜的词句来形容。

官家再听起来,无疑就比听孙奭的句句都带耳光的‘劝谏’,要舒服太多了。

眼见着已经倾向于寇准王曾这头的官家,将让这场吵得不可开交的闹剧得出一个结论时,到了真正那天,却忽然彻底改了主意。

于是王曾被罢去参知政事一职,为尚书礼部侍郎、判都省。

取而代之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钦若。

寇准听得这一结果时,当场黑了脸。

作为被降职的当事人,王曾却是对此早有预料一般,风度十足地揖拜谢恩了。

寇准则只勉强撑到早朝结束后,就将袍袖狠狠一扫,头也不回地出了殿。

背后留下的,是略微心虚,却因寇准表现出的桀骜不驯,而脸色万分难看的皇帝。

当看到皇帝愤怒的冷哼一声,拂袖而去时,面上带着看似谦逊的微笑,眼底却是松了口气后的得意的新参知政事,王钦若忍不住扬起了嘴角,与林特等人行去。

毕竟林特掌计省,若陛下有意修建宫观以供奉天书,就少不得林特的汇报。

朝中出了如此大事,陆辞尚能一心一意地给太子讲经,赵祯反而心思飘了。

等到课程结束后,赵祯就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老气横秋道:“左谕德,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陆辞虽知他小小年纪,就是个体贴人的柔善性格,却不想他这般小就忧国忧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知晓官家做的,并不是有利民生的好事。

他忍住摸摸对方此刻写满了‘沮丧’的脑袋的冲动,微笑着讲起了故事:“不知太子殿下可知道,民间一些猎户,是怎么活捉野猪的?”

虽未亲眼见过,但对野猪的凶狠程度,作为饱读诗书的赵祯,自然不可能不晓得。

因陆辞声音好听,口气又很是温和,他不忍叫最喜欢的左谕德失望,便勉强提起心思,假装好奇地问道:“不是以利器,设陷阱相攻么?”

陆辞笑眯眯道:“臣在汾州任知州时,识得一子,姓狄名青,仅比殿下长两岁,却已有活捉野猪的本事了。”

赵祯听是与自己年岁相近者所为,不免有些不服气。

他并未意识到,自己争强好胜的意识在悄悄冒头,只努力公正道:“一小郎君,纵使天生神力,又如何斗得过野猪?怕是市井间以诈传诈,或是其父辈所为,被安到他头上了。”

陆辞笑着解释:“此为臣亲眼所见,可谓千真万确。他所用方法无他,不过先探查得野猪出没之地,旋即耗费十日,挖地数尺,上铺设干草枯枝……”

只不过陆辞有所不知的是,这个叫太子都听得津津有味的‘狄青猎野猪’的故事,狄青设陷阱的最初目的,却非如此。

狄青起初其实是想逮只麂子给陆辞补补身,才将这陷阱挖得这么深,就为困住身形矫健,腾跳厉害的麂子。

结果那么多天的心血,却叫一只大大咧咧地偶然路过、皮糙肉厚的野猪给踩了。

他万分心痛之余,唯有将错就错。

令狄青倍感安慰的是,对这头被五花大绑,用木车送上门来的活野猪,陆公祖也很喜欢。

哪怕为此挨了对方一顿狠骂,狄青也甜滋滋的,在被窝里偷偷乐了好久。

狄青唯一不知道的是,陆辞料定了他不肯收,就将买野猪的钱给交到了学舍里,让学舍里人再用回他身上去。

将这不长不短的小故事讲完后,陆辞向一脸神往的太子最后总结道:“欲猎凶兽,需先令其耗尽精力,力竭而无法伤人时,再出手收之,殿下认为如何?”

赵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

这章里出现的事情,其实是我化用了史上发生的真事。

史上再次进献天书的人,其实是寇准……

他彼时被罢相,太过心急回去,于是晚节不保了。

我这里有了改动,主要是陆辞起的作用,时间线事件线都乱了,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不愿看到寇准如此。

以下是具体内容:

天禧元年(1017)年底,有两个巡查皇城的亲从官,发神经一般动了怪心思。

他俩被玉清昭应宫的“天书”和各类法物、珠宝、金银诱惑得忘了生死,决计要“盗宝”。很难设想他们盗了这类东西要做何用场,放在家中,胆战心惊;倒手出卖,没有市场——谁敢买?但这两个不逞之徒,却要做这么一场泼天大胆的梁上事业。到了他俩夜宿长春门时,就用一把钢刀,慢慢撬开了墙壁,进入玉清昭应宫,居然还就将“天书”等物盗走了!但大宋神探很快破案,盗贼被砍断双手示众三日,而后正法,二人所部主管将校降职处分,皇城司官被罚铜。

此事很有可能启发了一个叫朱能的人。

朱能本来是一个团练使家中的仆人,史称此人“性凶狡”,不是善茬。当时宫廷的大宦官周怀政正在内庭用事,很得真宗信任,不少人都在巴结他。朱能就想尽办法贿赂周怀政的亲信,得以见到这位大宦官。在“神道设教”的举国气氛中,朱能也开始大谈神鬼怪异之事,周怀政被他诱惑,就推荐他来做官。当时真宗晚年身体欠佳,朱能做了御药使,领了一个刺史。

朝廷有命在陕西终南山兴修道观,朱能以永兴军巡检身份,经营其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殿直刘益,他俩在一起就开始施行“头脑风暴”,大搞神怪创意,造作“符命”,假托“神灵”,指点社稷之“吉凶”,评说臣辅之“善恶”,凡此种种,仿佛在朝廷之外,另外设立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清议机构。

终南山所在地,恰是寇准第一次罢相外放的永兴军暨陕州辖境。朱能知道寇准大名,又在寇准麾下,很是讨好老相公。

寇准一生自信,喜欢人来趋附于他,所以对朱能这类“怪力乱神”行为,“依违”而已,或赞同或反对,不做更多干预。但朱能却想借助寇准的名望,将神道事坐实,因此一力拉寇准下水。

天禧三年(1019)三月,朝廷收到了寇准的一份奏章,说有“天书”降在辖境乾祐山中。朝廷内外一看这奏章,就知道不应该是寇准干的事,因为寇准一向反对“神道设教”。但真宗不怀疑。

永兴军献“天书”一事,最有可能的是参知政事丁谓。

丁谓明白得很,如果寇准来献“天书”,真宗重新起用寇准,寇准就会对我丁谓感激涕零。而寇准“洗心革面”,由不赞同“神道设教”转为“敬献天书”,这就等于向我们丁谓一派做了投名状,不怕不跟着“我们”走。此外,王钦若作为我丁谓最大最实在的竞争对手,引入他的“宿敌”寇准,也是最好的人生战略布局。此之谓“一石?三鸟”。

如果可能,丁谓期待的是能够升一格,与寇准同时拜相。

所以,永兴军献“天书”,是周怀政劝导寇准的结果;但创意人物是朱能;怂恿真宗的,可能是丁谓。

而寇准则另有打算。一方面,他“实事求是”,极力推出朱能,言“天书”为朱能所发现,所拟献;我寇准作为一方太守,愿意乐观其成。于是,史上记录就出现了这种或寇准或朱能的两存局面。另一方面,寇准在地方做了多年太守之后,也期待重回朝廷执政。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天下宰辅,舍我其谁!寇准像所有宋代社稷臣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之道义担当,但也同样有对“名位”之觊觎和追求。“名位”在,自可以做一番圣贤大业。社稷臣们不仅要与君王博弈,更要与朝中各类“佞臣”“奸相”博弈。“自命正当”是大宋社稷臣的集体性格,寇准并不例外。所以,他认为可以“以屈求伸”,暂且借助“天书”事件,重回中书,经略天下。

但寇准来献“天书”,此事于士林之间,太过于耸动。而且他落在王钦若、丁谓的后面,摇身一变,忽然成了被人讥笑十几年的“佞臣”“奸相”之同党!

知河阳孙奭,在多次上书反对“神道设教”不果之后,这一次又来上书,不怕煞风景,不怕在举国欢庆的大好局面下,唱衰帝国。他是“神道设教”以来,一贯的反对派。他的上书,直接指陈朱能乃是“奸险小人”,说他是一个从未有过官场历练的人物,骤然做了地方官,就开始“妄言祥瑞”,最后,他说:

“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

真宗根本不听。

三月降“天书”,四月献“天书”,五月迎“天书”,到了六月,寇准被授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景灵官使、集贤殿大学士”,这就是再次拜相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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