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开分配兑现大会了。 这种会议的开法几乎和当时所有会议的开法一样。一般是公社先开,开会地点常在一个大队,这个大队往往是公社主要干部蹲点生产水平高的;参加会议人员,全体大队干部,各生产队队长、会计,有时也邀几个贫下中农代表。公社开过后,回来大队再开,也是大队主要干部蹲点的生产队,这个队又往往是全大队生产水平最高、条件最好的;参加者则到全体社员。开会记工分,所有的人都愿拿这个工分。因此,每次开会,虽然拖拖拉拉,有先有后,但与会者甚众,连老弱病残也不放过这个得工分的机会。 庄富生参加了大队召开的分配兑现大会。大会在四队开,队长先总结生产,自然离不开公社大队特别是姜章尧主任的领导,又说今年化肥奇缺,但生产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夺得了丰收。接着会计具体汇报分配余缺情况,自然,余多缺少,或者是没有缺粮户。 队长、会计讲了是姜章尧讲话,孙树源作指示,讲话、指示以后是兑现发红包,同时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庄富生前一天听公社在邻近的晨光大队开会时,也就是这样敲锣打鼓放鞭炮的。 大队开了生产队开。庄富生所在的生产队不少社员都卖出口粮到粮管所填了周转证,使三个余粮户拿到了红纸包。但队长乔得家仍没忘记说化肥奇缺抓革命促生产夺丰收,只是锣鼓、鞭炮都免了。 天真朴实的老饲养员江老四弄不通这本帐。“这么多人一年忙到头,粮没有少打,怎么全队才三家余粮户?忙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他带着三个不相信,问队里会计。 会计梁齐发,两个指头上下不停地拨着算盘珠,歪着脑袋慢条斯理地答复江老四:“现在用工多,生产成本大啊!” 用工多是事实。一个队,一百二十多人簇在九十多亩地里忙,起早贪黑没闲时,工分标准定得低又低,可年年总工分还是破纪录。但成本大,如何说呢?化肥用得又不多嘛! 乡下人也懂得“化肥奇缺”这略带文言意味的说法。 会计一时被问住了,但他的账本是凭据。“就拿你养猪来说,”他对江老四算起了账,“一年卖出去四十二头猪,收两千七百三十四。可支出呢,其他东西不算,小猪、饲料两项就三千一百三了。” 明眼人一听便知,江老四替队里养猪,不仅没为队里赚钱,而且还亏了大本呢!不过这也没什么说的,“养猪不赚钱,回过头望望田。”历来就有这个说法的嘛! 可江老四更气了。队里别的账他不清楚,养猪这本帐他是有底的。春上捉小猪,价钱比较贵,花了千把元,他知道。可饲料,队里是穷养猪,春吃红花草、秧草,那是沤肥的料;夏天,他种的洋苋菜,外加小董养的水浮莲,饲料就够了;秋吃山芋藤,冬天吃萝卜,连头带茵子,也都是青饲料。再就是麦秸头、稻瘪子机的糠。平时很少吃精料,只有快卖的个把月才给吃点粮食催催肥,那会吃下去这么多钱的猪饲料? 有知情的队委悄悄说:“老头子不要叫了,你那些麦秸头、稻瘪子都算了产量了。” “什么?”江老四听了,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吼起来了,“那些都算产量,怪不道呢!你们队长、会计要面子,钻天设法多报产量!” 队长责备地望望会计,会计低头不做声。 其实,队长、会计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上面领导要产量可厉害啦! 大队干部去公社开会,一次次过不了关。在家里满打满算准备好的数字去,可听人家一报就不敢开口了。先报的大队产量比自己高得多,可李肖雄却劈头盖脸一顿骂,骂他们在家睡大觉不干事,责令回去重新核产、过秤。大队干部回来也有办法,照公社领导的派头,责令队长会计回去再核产。产量一次比一次高,可大队还不满意,最后,姜章尧想绝法:让各队会计带人到别的队过秤、查账,就像那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人家的会计发现我们账上机麦秸头、稻瘪子的发票特别多,反映到大队,姜章尧把队长会计找去问,队长讲真是稻瘪子、麦秸头,结果被姜章尧一顿骂,“人家队里都没有稻瘪子、麦秸头,单单你们队里特别多?麦秸头就是麦,稻瘪子就是稻!”一句话醍醐灌顶,队里的总产一下上去了六千斤。 这个秘密本来只有队长、会计心中知,但压力太大,乔得家终在队委会上透了底。队委们暗自都抱屈,怪只怪江老四平时太勤力,梳梳扒扒把场上的这些下脚料都弄去喂了猪。若是让它烂了,被雨落得淌了无人问,也许不会给我们加上这几千斤。 知道了这一内情,江老四气得脸色发青,老泪纵横,伤心地说:“我的那些猪儿呀,你们也真冤啊,你们没有吃那么多粮食啊!”突然,他哑着嗓子喊,“我不养了,这猪我不养了!说起来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我看是猪越养的多,越亏得多,这日子真叫是没法过了!” 分配兑现大会散了,一个个都揿着头往回走,不做声,之后再也没有多少人出来串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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