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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圣人亦皆人臣(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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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华殿讲读”,即经筵日讲,也就是内阁学士与翰林讲官为皇帝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小课堂。  昔年汉宣帝曾命儒臣讲五经于石渠阁,唐玄宗置集贤院日讲经史,到了宋代,始有“经筵”之正式称谓,并置学士,规定时日入侍讲读。  但是直到正统元年,经筵才成为国家经制中的一项崇高制度。  当时明英宗以冲龄即位,“三杨”柄政,因感于身负幼主教育之重责大任,杨士奇上疏请开经筵,并制定仪注,将经筵时间定为自每年二月、八月中旬起,至四月、十月末旬止。  “经筵”与“日讲”不同,“经筵”仪式颇为隆重,为朝廷盛典,每月逢二日进讲。  每次经筵时,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甚至通政史、大理寺卿以及六科给事中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至天启朝逐渐沦为形式。  而“日讲”时,则只用讲读官及内阁学士侍班,仪式较经筵大为简略,讲官直说大义,惟在明白易晓,是皇帝真正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  简而言之,明朝皇帝上课,一般为“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小讲是为日常讲学,大讲就相当于在群臣面前表演一次“公开课”。  虽则制度规定如此,但到了晚明,经筵日讲的时间便不再固定,甚至完全由着皇帝的性子喜好更改停罢。  根据朱由校所继承的原主记忆,历史上的明熹宗并不是一个勤于日讲的皇帝。  他在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开始日讲,十月二十一日再讲,之后似乎便传旨暂免,尔后,方从哲在十一月初四日上疏请求恢复日讲,但也没有得到批准。  直到次年,即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又重新恢复日讲,其后便逐渐变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动不动就下旨停课。  在经筵日讲的过程中,明熹宗的表现也不主动,只是履行仪式性的职责而已,只有在孙承宗讲学时,才稍稍流露出一些认真听讲的积极反应。  不过朱由校这回传旨日讲,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听课,而是为了讲书完毕之后的议政。  由于系统小助手的提示,朱由校决定在日讲之后驳回内阁联名反对宦官镇辽之请,这样既显得“政出于己”,又让魏忠贤少了一个能“狐假虎威”的机会。  其实内阁的办公地点文渊阁就坐落于左顺门外的东南角、皇极门东庑尽处,与文华殿相隔不过一千米。  但是按照大明的政治规则,皇帝是不会亲临文渊阁的,倘或皇帝想与内阁议论政事,要么是由宦官口传圣旨,要么则是直接宣召,让阁臣入殿面商。  即使是当年的张居正,有明神宗得知其腹痛后,亲手调制辣面并赐金镶牙箸以食的殊荣,但那碗面条,终究也是由宦官端到文渊阁的。  明神宗能为张居正破格动手调配佐料,但却是绝不会带着提食盒的宫人亲自到文渊阁去表达关心的。  晚明的皇帝喜欢传话,甚至把话说得模棱两可,让底下人猜测自己的意思,这便是帝王心术的手段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的手段,却也给了宦官仗势欺人的可趁之机。  朱由校心里琢磨的就是,倘或让魏忠贤直接去文渊阁传话驳斥,倒又让他白白地出了一次风头,而直接宣召阁臣入殿呢,却显得太过郑重其事。  两相对比下来,还是日讲后的议政更加举重若轻,既轻盈潇洒又不会显得随意。  朱由校的自鸣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到得翌日五更时,天还未亮透,他就被宫人蹑手蹑脚地叫醒了。  皇帝在经筵日讲时起得这样早,却不是为了后世学校中惯有的“晨读”,而是为了祭祀。  除去春秋两季经筵开讲的先一日要专门祭拜之外,每日的日讲正式开始前,也有专门为皇帝量身打造的祭拜活动。  日初出之时,皇帝须得到文华殿后殿的东房进行祭祀,当皇帝祭祀之时,阁臣与讲臣们则站在文华殿外的月台左栏干边等候。  隔着尚未开启的殿门,讲官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殿中宦官引导皇帝行礼的呼礼声,因此即使朱由校再不情愿,也得老老实实地配合着完成这项在他看来十分多余的仪式。  当然了,在他自己的意念中,他可没少跟启明吐槽,「我现在觉得明熹宗可太冤了,先是因着亲爹是不得宠的庶出皇子,读书本来就落后一步。」  「尔后呢,就因为他重用了魏忠贤这个不识字的,平时上课也上得断断续续,后世许多人便由此及彼地将明熹宗也判定成了文盲。」  「但凡大家能将心比心,站在明熹宗的立场上思考一下问题,也不至于得出这么荒谬的一个结论。」  「一个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少年,父母双亡,执掌天下大权,周围全是哄着他的人,没有敢管他的人。」  「在这种情形下,你觉得这位少年会自动自觉地,天天天不亮就起床,然后一大清早,人还睡眼朦胧的呢,就元气满满地朝这些神龛跪叩行礼吗?」  「一个人要是能自律到这份上,他在心理层面上,本身就已经不是个少年了,已经成熟到变态了。」  「历史上的明熹宗虽然贪玩又爱偷懒,但我觉得,明熹宗不爱听课,反倒证明了他是一个正常人,还没有被这万恶的封建社会全然扭曲了人性。」  「这一上课就要先磕头,搁我我也不乐意听人讲学啊,虽然我在现代拍戏的时候也有磕头的镜头,但是也没有哪部剧要我天天跪在那儿磕的啊!」  启明屈了屈小短腿,笑眯眯地跪在了朱由校身边,「宿主你要觉得心里憋屈,那我这个系统小助手也陪着你行这个祭祀礼怎么样啊?」  「不就是要对着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周公、孔子分别三拜一叩嘛!忍忍就过去了。」  「宿主你要是实在不高兴,可以效仿明神宗,借用这殿东房所陈列的诸圣神位,好好地敲打一下阁臣。」  朱由校没好气地问道,「这里面又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故事啊?」  启明科普道,「虽然宿主你对这套礼节不屑一顾,但是文华殿的这间殿东房,在外臣们眼中可是神圣无比的,这寻常时候,他们是想进也进不来的。」  「不过在隆庆六年,也就是明神宗刚刚登基的时候,张居正与吕调阳却有幸奉旨游览过这个房间。」  「当时明神宗将这房中的所有神龛朝这两位阁臣一一介绍了一遍,尔后又问道,为何要将这帝王九主南向而立,周、孔二主却以东西向而列呢?」  「张居正便回道,周公、孔子虽是圣人,却皆为人臣,故而应将帝王九龛陈置于上,以周公、孔子陪侍两侧。」  朱由校啧啧道,「没想到明神宗年纪不大,心眼却是不少,瞧瞧他这问题,活脱脱一小白眼狼啊。」  「幸亏张居正反应快,那时候他要答错一个字,恐怕不等他去世,明神宗便已容不下他了罢?」  启明道,「宿主,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你不舒坦,那外面在风里等着的人应该比你还要不舒坦,你应该要感到庆幸才对。」  朱由校沉默了一会儿,道,「所以为了摆脱这个‘通过比烂才能感到些许幸福’的世界,我一定要努力完成主系统的任务。」  行礼完毕后,朱由校便自行出了殿东房,在宦官们的簇拥下,往川堂而去。  根据惯例,经筵与日讲皆于文华殿举行,只是经筵一般在文华前殿举行,日讲则在文华殿前殿与后殿之间的川堂中举行。  川堂与文华殿的前后殿同位于“工”字形台基之上,川堂大约就相当于“工”字中间的那一竖,具有贯通前后两殿的“穿廊”功能。  与后世人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川堂中的御座和书案并不高大,在朱由校眼中,这堂中的讲幄摆设,倒不如他在现代拍古装剧时布置得宽敞华丽。  朱由校坐定后,侍立在侧的魏忠贤便躬身长揖,高声传旨道,“先生们进殿来。”  前殿的宦官们听得呼声,这才抬手开启了文华殿殿门,在殿外恭候许久的六位讲官与四位阁臣便分左右两列鱼贯而入。  经筵讲官和日讲官的遴选标准是“学问贯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识达大体”,即不仅看其人的学问才智,更注重受选者的道德修养,故而这一职位一般由翰林院各官担任。  原来的讲官人数定为四至五人,后因任务繁重,在万历年间增加至六人,天启二年时,内阁曾欲将讲官增至八人,但明熹宗以讲官“额设六人,今经已久”及“进讲殿窄”为由拒绝了这项提议。  因而今日站在朱由校面前的,是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这四位阁臣,以及韩日缵、王应熊、骆从宇、施凤来、孟绍虞、钱龙锡这六位日讲官。  此十人小步趋走入殿,到得御案前,齐齐跪下,朝着朱由校一拜三叩。  虽然每回给皇帝讲学时,真正御前授课的只有两名讲官,但是出席日讲时,却并无“轮值”一说,所有讲官必须一同在皇帝跟前露面,即使另外四名讲官的职责仅仅是侍列在侧。  朱由校见得这十人一进来,就将这川堂填得满满当当的,于是忍不住便想,明熹宗之所以拒绝增加讲官人数,说不定还真是单纯因为他读书的地方太小,挤不下这么多人,并没有什么深奥的政治原因。  待阁臣和日讲官行罢君臣之礼后,两名讲官出列叩头,待第二次叩头完毕后,一名宦官便走上前去,将一根硃红牙籤递入讲官手中。  同时,另一名宦官膝行着接近御案,垂着头替皇帝翻开当日日讲所需的书本讲义,并小心地用铜尺压平。  整个过程缄默无声,秩序井然,从宦官到讲官,人人轻车熟路,默契十足,只有朱由校这个现代人从眼前的场景中感到了一股说不出的压抑。  其实要单论起仪式来,今日的这套流程还是有所省略的。  按照成例,倘或在前一次日讲中,皇帝对讲官或阁臣有过恩赐,那阁臣在入殿拜首之后,还要代表儒臣们对皇帝“致词”谢恩,皇帝则要口答“知道了”三字,以表敬重之意。  好在明熹宗并不像他爷爷明神宗一般乐于给阁臣们赏赐吃食玩物,否则朱由校的不适感还要更加深重一些。  朱由校羞愧地想,他之前之所以会那么自然而迅速地进入“明熹宗”这个角色,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刚刚穿越来时,面对的是以魏忠贤为首的一群太监。  他想他打心眼儿里,就从不认为被阉割的男性在人格上与他是平等的,所以在内廷的那一亩三分地中,他演皇帝演得是惟妙惟肖,毫无压力。  而当他亲眼看见,他固有观念中的,与他同等地位的男性在他面前露出这般俯首帖耳,心悦诚服之状,他的内心才扎扎实实地受到了冲击。  朱由校赶紧召唤出了启明,他发现只有启明那颗永远梳着双丸子头的小脑袋凑在他旁边时,他才能坚定地以为自己与这吃人的封建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不料,启明刚一出现,就盯着那手执牙籤的日讲官『哇』了一声,「宿主,今天给你讲课的,竟然是钱龙锡啊!」  朱由校搜索了一下记忆,并没有发现此人有什么特别功绩,于是问道,「这个钱龙锡怎么了?」  启明回道,「这个钱龙锡,是崇祯皇帝继位后的首任内阁辅臣之一,同样也是袁崇焕在朝中的鼎力支持者。」  「袁崇焕下狱后,钱龙锡也被一并弹劾,魏忠贤余党聚谋污蔑袁崇焕为逆首,钱龙锡等为逆党,因而后世许多人都认为,斩杀毛文龙之策,是袁崇焕与钱龙锡一同密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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