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赵祯除了日常祭拜，其他时间都用在了研究《会计录》上。 想要快速了解一个时代，从财政入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期间，刘娥忽然下发了一道手诏。（未经中书、枢密院审议直接颁发的政令） 这份手诏确定了听政的仪制，最终方案既照顾到了王曾，又兼取了丁谓的建议。 每五日一御承明殿，垂帘听政！ 非御殿听政日，常规事务则由中书上奏，禁中画押而行，若突遇军国大事，则召见宰辅大臣廷议，共决之。 在下发手诏之前，刘娥还特地来了延庆殿一趟，名义上是咨询赵祯的意见。 内里，估计是想问一问‘先帝’的意见。 对于听政的事，赵祯本人是无所谓的，反正他现在也无法乾纲独断。 五日一御殿，朔望御殿，于他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倒是大宋的财政报表，让他看的很头疼。 一个字，乱！ 两個字，非常乱！ 具体乱到什么程度？ 比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秋两税的总收入是73602769。 七千多万的总数，看着很多，很唬人。 然而，它的单位是贯石匹斤两束。 其中，‘贯’指的是现钱，‘两’指的是金、银、丝、绵等贵重物品。 ‘匹’指的是绢、绫、罗、纱、布等织物，‘斤’指的是茶、盐、香药、犀角等物，‘石’指的是五谷杂粮，‘束’指的是木柴薪炭等物。 七千多万的总数，不是单纯的总价值，而是各种现钱、金银、绢帛等物的总数，粗暴的加到一起。（示例：10两金子+100石粮食=110石两） 赵祯现在很想将丁谓、林特召到近前，然后揪着他们的耳朵，好好问一问。 记账是这么记得吗？？？ 一万贯钱能和一万石粮食能相等吗？ 一两金子和一两丝的价值能相等吗？ 娘希匹！ 账本乱成这样，就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员来了，也得一脸懵。 总账算不清，赵祯只能去看分账。 他只看了那些以现钱为单位的分账，除了两税之外，大宋财政收入进项最多的，便是商税、酒稅，以及盐茶等税。 以景德三年（1006）为例，该年，商税大概收了450万贯，酒税约428万贯，盐税约355贯，茶税约410万贯，铸钱收入183万贯。 单单这五项，总收入就有1800多万贯，赵祯粗略的估算了一下，这五项收入大体与两税的三分之一相当。 至于，具体是多，还是少，他也算不清。 这账本太糊涂。 平心而论，一年大几千万贯的收入，搁在封建王朝，绝对不算少了。 但花钱的地方更多。 如今，大宋军队的总人数大概八十万人，其中禁军（作战部队）四十来万，厢军（地方、劳役部队）四十来万。 不同于唐初的府兵制，宋朝的兵制延续了五代时期的‘募兵制’，士兵全是不事生产的职业军人。 因为募兵制的缘故，军费开支几乎全靠财政支持。 一名禁军一年的花费大约五十贯（包含装备、俸给、人吃马嚼等开支），如果禁军戍边的话，开支大约在七十到一百贯。 大宋北有契丹，西有夏州党项、以及吐蕃诸部，西南还有一个大理。 虽然景德年间先后签订了盟约，大范围的战争鲜有发生，但驻军仍是少不了的。 四十万禁军，大概有一半处于戍边的状态，这部分禁军每年的军费，至少要1600万贯。 拱卫京师的二十万禁军，一年军费1000多万贯。 而厢军的花费，虽然比禁军少了一点，但一名厢军一年的总体开支也得37贯左右。 四十多万厢军，一年的总军费开支约为1500万贯。 综合数据，八十多万军队，一年的军费开支高达4000多万贯，一年财政收入有一半花在军费上。 财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而这，还是因为没有大的战事发生，如果边境发生战争，势必要招募更多的军队。 一年财政所收的六七成都得花在军费上。 财政收入，入不敷出，该怎么办？ 只能苦一苦百姓。 所以，两宋以来农民起义频发。 百姓都成穷鬼了，能不起义吗？ 看完《会计录》，赵祯只觉得压力山大。 这样的财政体系，既不合理，也不健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想要改变这样脆弱的财政体系，可谓是困难重重。 不过，再难，也得去做，去改变！ 而理财之道，不外乎开源与节流。 节流，赵祯暂时不考虑，在没有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军事力量之前，阉割他人的利益，不可取。 而开源就不一样了。 把蛋糕做大，肯定比少分蛋糕要好。 一想到开源，赵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农业。 小农经济体制下，农为天下之本。 提高农民的收入，或者说提高粮食亩产，就是最好的‘安抚’之道。 老百姓只要能够填饱肚子，没人会跑去造反。 而提高亩产，不外乎八个方面。 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推广良种、合理密植、植物保护、农具改进、加强管理，这八点都是影响亩产的关键。 农业‘八字宪法’中，赵祯最先选中的是推广良种。 在唐宋以前，我国种植的水稻都是粳米稻，粳稻的生育期较长，也可以说是晚稻，大概十月份收获。 粳米稻生育期长，产量相对高，但是对于土壤肥力、水分要求也高，且不耐旱。 而占城稻则不同，占城稻属于籼（xian）米稻，生育期相对短，最快两到三个月就能收获，且耐旱、对土壤肥力要求不高，适应性高（相对粳米）。 国内最早种植占城稻是福建地区。 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多地少，不利于传统水稻的种植，而福建沿海，距离占城不远。 因此，在闽商的带货下，早在五代末至宋初，占城稻已经在福建地区普及开来。 北宋朝廷，也知道福建地区种植的占城稻。 大中祥符五年（1012），为防旱灾，宋真宗特地派人去福建，取占城稻种，分给江、浙、淮三路，命令当地百姓种植。 不仅如此，宋真宗在宫城后苑也开辟了几亩地，专门种植占城稻。 占城稻三月而熟的事，宋朝君臣也知道，宋朝官方也试着推广过，只是效率不高。 效率低，究其原因，大概有那么几点。 一是占城稻属于外来品种，且速生，和传统粳米稻晚熟的特性不同。 二是占城稻的口感偏硬，没有粳米稻好吃。 三是赋税问题，北宋朝廷想推广占城稻，结果夏秋两税中，却只收粳米，不收籼米（占城稻）。 种了田，产了稻米，结果却不能缴税？ 老百姓脑抽了，才会选择种占城稻，哪怕占城稻早熟、耐旱，人家也不愿意种。 至于第四点，则和北宋的考课（官吏考核）制度有关系。 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对于官吏的考核更注重实效性，劝课农桑、户口增益以及剪除盗贼都在考核标准之中。 但到了真宗一朝，考课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 一言以蔽之，‘累日月以进秩，循资途而授任’成了考课制度的核心。 资，积也，蓄也，凭藉也。 简单来说，考核官员的核心不再是实务，而是靠年月积累，靠资序，文官满三年一迁（升），武官满五年一迁。 当然，这里的迁官指的是寄禄官，不是实际差遣。 但这等考课制度，无疑和地方治理产生了割裂，反正三年一迁官，地方治理的好不好，不重要。 只要不发生叛乱，任期满了，主官拍拍屁股走人，照样能够升官发财。 后来，庆历年间，范仲淹的上奏的《上十事疏》中，第一条就是‘明黜陟’，矛头直指僵化的考课制度。 范仲淹等人主张更易考课制度，恢复祖宗朝的重实务的特性。 这，无疑得罪了一大批官员。 点了这么大一颗炸弹，庆历新政能够成功，才是怪事。 有了范仲淹的‘前车之鉴’，赵祯肯定不会去碰这个雷区。 起码，现在还碰不得深水区。 他要做的事，也不算太难，提供政策作为引导。 收两税时，将粳米、籼米一视同仁，不论是粳米，还是籼米都能交税。 随后，再派遣农业技术官，传播稻种，传授先进的种植技术，如稻麦复种制、双季稻等。 能做到这两点，老百姓自己就会做出选择。 届时，占城稻的推广作用，绝对会大大加快。 —————— PS：这里写的比较简略，其实，宋朝的稻种有很多，如江苏的乌口稻、江西的黄穋禾，岭南的月禾等，同时也有早稻、晚稻之分。 全写，我的水平不够，大家估计也不爱看，所以，写的很简略。 至于，早晚稻的区分，现代农学将生育期120天以内的稻称为早稻，150天以上的为晚稻。 另外，据曾雄生老师考证，在占城稻大规模推广前，江浙淮一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早稻，种的都是粳米稻。 且宋以前的双季稻，一年两熟，也是以再生稻为主，再生稻是指种一茬收获两回的水稻。 最后，本书的前期概略性的科普占比不少，这一点，是为了照顾一些不太了解宋初制度的大帅比，还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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