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就在大院最里边,是几排新盖的工房,只有两三层高,是那种单面有房间,开放式楼道的普通红砖楼房,我家住二楼,楼梯右转一排四大间。 生活区有个后门,出去是一个大菜场。后门只在清早开放,方便家属买菜。其实从后门出去学校就很近了,但我们还得走前门。 我转学到礄口路小学读书。这是一所公立小学,和私立立文小学不同的是,同班同学的年龄相差甚多,最大的已有十七八岁,班上时不时有人起哄说某某男生和某某女生相好了,我对这些没有兴趣。那时我只有十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我只和与我年龄相近的女孩子玩。 武汉是个两江(长江汉水)交汇,三镇雄踞的水陆码头,从事运输,小买卖的人颇多。我的新同学差不多都出身于平民家庭,男同学起名运涛,水生等,一听就是来自船上人家。记得有位姓周的女同学,她家炸的油条,面窝特好吃。奇怪的是她妈妈的眼睫毛倒长,我常常看到她给妈妈翻开上下眼皮拔倒长的眼睫毛。这是一个脾气十分泼辣的女同学,老师把我们编在一个课外学习小组,地点就在我家。有一次,我们正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她竟然凶巴巴地跳起来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把我吓了一大跳。 很快,我结识了一位比我大三四岁的女生,可以说她是使我爱上了画画儿的启蒙老师。她高高的个子,干干瘦瘦,在她的书本里凡有空白的地方,都画上了古装人物,而且十分逼真,就像小人书一样,我很佩服她。为了向她学画,我去了她家。那是一间不算小的木板房,四壁全用报纸糊上,贴了几张发黄的年画—自然也是古装仕女一类的。除此之外,就都是她的大作。一幅幅钢笔画铅笔画,全是才子佳人或武士之类,尤以仕女为多。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家还有别的人,听她说是和哥哥住在一起。 我很用心地跟她学起画来,她也愿意教我这个小妹妹。有一阵子,为了学画,我在课后经常泡在小人书店里,尽租些红楼梦聊斋之类小画书,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我的课本空白之处也开始出现了我的作品。直到有一天,不知怎么叫爸爸看到了一幅我画在课本背面的才子佳人画,爸爸皱起了眉头说:“怎么尽画这些啊!”爸爸从来不粗声大嗓批评我们,这种表情,这种语气,就够我受的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书上乱画了,但爱画美女的习惯则成为保留节目,一直延续到整个中学时代,只是不再画才子了。 那时的卫生条件差,差不多人人都有沙眼,我的“启蒙老师”说,她常常把眼珠取出来用清水冲洗,我还真信了,也悄悄试着想把自己的眼珠取出来洗洗,幸亏实在下不了手,没干出什么傻事来,但那时我可是相信她是做得到的。小学的我实在贪玩,又爱看闲书(爸爸的评语),学习成绩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般般,反正不用功,也不担心留级。老师看我年纪小,也不怎么管我。 我的班主任是位独居的中年女教师,微微发胖的体态,圆圆的脸上架着一付圈圈不少的眼镜。不知为什么,她挺喜欢我,让我到她的宿舍去玩,还给我吃她做的西红柿拌白糖,我每次去她都拿这个招待我,还说这很有营养。我想,她的脸总是白里透红,一定是常年吃西红柿拌白糖的缘故。直到现在,我已是三代同堂的人,我家的餐桌上也常常会有这一道甜食,我还是挺能受人影响的吧! 我虽然贪玩,但是上课从来不捣乱。可有一次,我出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大洋相。那是在地理课上。地理老师是位剃着鲁迅式的平头,总是身着深色长衫的老先生。那时先生上课可以坐着。记得他用沉重的语调讲到“旧中国一盘散沙”时,眼睛微闭,眼角含泪,宽大的衣袖里伸出颤抖的手,合著脑袋晃动的节拍,在桌前划着圆圈儿。我从心底里敬重这位怀着深厚爱国情意的老先生,可我偏偏在他的课上出了洋相。 那是在讲到祖国的山川河流时,我被提问了,问题是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多少?这个要命的问题我偏偏不会,吞吞吐吐地连蒙了几个数字都不对。老先生很耐心,又让我到黑板上挂的大地图上来看。倒霉的是我连它在地图的什么位置都指不出来,更找不到它的标高了。全班同学都看着我,我心里越急,越迷糊,最后还是先生给我指了出来。 这一回我可丢尽了脸。回到座位,忍不住趴在课桌上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也顾不得在不在上课了。老师的涵养真好,他始终都在启发我,慈爱地安慰我,一句训斥都没有。我永远忘不了我的慈爱的地理老师,也永远记住了这个要命的中国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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