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人物，地点均用化名)
少女裸尸弃纸盒，疑凶落网后喊冤，真相成谜！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是箱港最离奇的案件之一:跑马地纸盒藏尸案。
这起案件在箱港也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轰动，而与别的案子不同的是，本案的凶手伏法后却仍疑点重重。
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述这个案件。
1，街道边的纸箱
1974年12月17日星期二早晨约6:30分，保洁员张翠萍在跑马地黄泥涌道一家兽医诊所门口，看见一个大纸箱。由于兽医诊所隔壁是一家24小时营业的水果店，商贩经常一大早来送货，她便以为纸箱是隔壁水果店的货，未予理会。
8:45分，兽医诊所职员胡康永来上班，发现纸箱挡住诊所出入口，便把纸箱推向路边。他发现纸箱很沉，还找了另一个同事帮忙。
到了10点左右，张翠萍发现那纸箱还在路边，心想这肯定是垃圾，于是准备处理掉。
箱子是被塑胶绳牢牢地捆绑着的，张翠萍便剪开塑胶绳，打开纸箱盖子后，她发现上层覆盖着几张报纸。她微微掀开报纸一角，瞥见底下是一个白色东西。
张翠萍一开始以为是狗的尸体，毕竟纸箱就摆在兽医诊所门口。当她继续把报纸掀开，才悚然地发现那白色东西不是狗，而是一具卷曲凹折、浑身赤裸、伤痕累累的女性尸体!
她吓得立刻起身去垃圾站找同事帮忙。
回来时，她远远看见大批市民围着纸箱摆放的位置。(因为跑马地电车总站就在这附近，人来人往的都是上班的人群）
很快警察也赶来了，警方到达现场后，立即封锁现场、疏散人群，以免破坏证据。
同时，女尸的身份很快地便查出来了。
受害者名叫卞钰英，16岁，就读于铜锣湾的达成英文夜校。
原来因为卞钰英昨晚彻夜未归，所以她的母亲和姐姐昨天一同到警局报了警。
卞钰英原本就读于新法书院，后来为了照顾两个弟弟，便转到夜校就读，以完成中学教育。白天她会在家里做一些贴塑胶花等手工，替父母分担家计，每天出门上课前也会先烧好晚饭。
从家人对警方的证词可以看出，卞钰英性格乖巧体贴、会替家人着想。
关于卞钰英的媒体报道并不多，媒体曾形容她是“乖乖女，没有任何仇家”。
一个16岁的学生，家境普通，生活单纯，能有什么原因遭遇不幸呢？
2，弟弟与同学的证词
卞钰英遇害前，最后见过她的是她的弟弟。
弟弟称，12月16日下午16点，姐姐接了一通两、三分钟的电话。约七、八分钟后，她又接听了一通电话，也是谈了三分钟左右。
平常姐姐都是烧好晚饭、并吃了饭才去夜校上课，从家里搭电车到铜锣湾约4. 2公里的距离，刚好能赶上晚上19点的课。
但这天卞钰英却提早了一个半小时，在下午17点时出门，而且没有吃饭便出门了。(请大家注意死者是没吃饭出门的)
她告诉弟弟，上课前要去位于北角的新闻大楼帮哥哥刊登一则报纸分类广告。
卞钰英在死前还联系了朋友陈冰冰。
原来卞钰英曾买了一卷流行音乐的卡式录音带，并借给了陈冰冰听。
陈冰冰称，12月16日傍晚18:30分，她接到卞钰英来电，让她归还之前借的录音带，说是有别人要借。
她们约好了18:35分在跑马地电车总站见面。
陈冰冰准时在18:35分到了约定地点，但卞钰英并未出现。
陈冰冰左等右等，等了25分钟，最后在19点时离开。
陈冰冰称，卞钰英不但有迟到的习惯，也常常爽约。
所以，陈冰冰并没有多想，回家后，她也没有打电话给卞钰英，直到第二天早上看了新闻才得知她被害的消息。
陈冰冰告诉警方，卞钰英没有仇人，平时衣着保守，没有男朋友，往来的都是女同学。
她还告诉警方，她与卞钰英通话时，背景十分嘈杂，而卞钰英语调急促，听上去有点紧张。警方调查后，发现卞钰英离家后到尸体被发现的这段时间，没有人再见过她。所以，陈冰冰是卞钰英死前最后联系的人。
而纸箱和箱里的物品便成了破案的重要证据。
经过尸检，受害者的两个乳房都被切除（另一个说法是被切开），下体毛发疑似被电焊器烧灼过，而这些破坏都发生在受害者死亡后。
比较不寻常的是，尸体的处女膜完整，没有被侵犯的迹象，容貌也没有损伤。
法医推测，凶手从受害者后方以右臂将其勒毙窒息，死亡时间大约是晚上21点到凌晨24点之间。同时，死者胃里有食物残留，这表示受害者在遇害前几个小时曾经进食。(大家还记得卞弟称姐姐出门前并未进食吗？）
最受关注的物证就是那只装着受害人尸体的大纸箱了。
那是日立牌型号S-67B的17寸电视包装纸盒，尺寸是60.96 厘米x 60.96 厘米x 91.44厘米。
经过警方调查，日立电视厂商于1973年开始使用这种纸箱。
而案发的时是1974年12月17日。
也就是说，这只纸箱最早可追溯到一年多以前，也有可能是案发前不久才出厂。
在排查了所有箱港的日立牌代理商后，警方推测这个大纸箱里的电视机可能是在港岛区售出的。
纸箱的底部虽然有轻微的拖行痕迹，但有塑胶绳子保护着，整体状况完整、良好。
受害者身上的所有衣物，以及那天她携带出门的个人物品都不见了。
此外，警方在尸体身上发现了些许铜线、在头发上的一小块红色电线胶布、很小很小的油漆微粒、以及手上黏着一张写着“未焊”的白色纸条。
由于在纸箱里发现的这些证物都是工程用品，以及尸体的下体毛发疑似被电焊器烧灼过，警方怀疑死者遇害地点在工厂内。探员们在跑马地地区搜寻了所有的工厂、电器行、以及维修厂，并排查了约750到800个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
为了试图还原犯案过程，警方让一名身高体重接近受害者的女警（约40.5～45公斤）依照指示进入纸箱，按尸体被发现时的原样躺卧着。
发现装了女警后纸箱很沉，一个人搬不动，而2个人搬纸箱会变形。
为了推测这个纸箱是怎么被摆放到街道上的，警方也试着把这只纸箱放进50多款不同的私家车。
结果是，将纸箱放入车后的行李箱里，那大部分的后备箱门都关不上。如果想将箱子放在车子后座，车门又不够大，硬挤进去箱子便会破损。
除非是用货车运载。
可这么一来，纸箱里的尸体会有震动过的痕迹，便不是发现时的原样。
而且，如果嫌犯有车，为什么不到荒郊野外去丢弃，而是摆在熙攘的街道上，这不是加快命案曝光的速度吗？
用平板手推车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会引起注意，而且运送的距离也不会远。
由于纸箱运送困难，于是警方推测，受害者的遇害地点就在纸箱发现处附近。除此之外，警方没有任何头绪，一直到安美雪糕店的出现。
3，安美雪糕店
关于警方是如何找上安美雪糕店的，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陈冰冰告诉警方，卞钰英生前喜欢吃雪糕，而且两人经常光顾雪糕店，于是警方便开始以跑马地车站及发现尸体所在地为中心，调查附近的雪糕店。
而安美雪糕店就位于被丢弃纸箱的那家兽医诊所隔壁。
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一天编号“1725”探员偶然间到安美雪糕店里借电话。雪糕店的电话设在阁楼上，于是探员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个面积虽小、但工具齐全的工场。
雪糕店的阁楼工场引起警方极大的关注。在数次地毯式的搜索后，警方发现一些与受害者身上找到并相同的物件：铜线、红色电线胶布、油漆微粒、以及一张写着“修妥”的白色纸条。
这张纸条的纸质和缺口与受害者手上那张写着“未焊”的纸条是相同的。
这些发现使警方扩大对雪糕店的调查。
公司经理陆锡霖向警方介绍，这个阁楼工场的主要功能是维修店里的自动贩卖机。
搜查时，探员们注意到了，阁楼的窗户朝向屋内，而非街道，所以阁楼里挺安静的。
这和受害者打电话时背景的嘈杂是矛盾的。
有些报道称，案发时纸箱里覆盖着受害者尸体的报纸，也出现在阁楼工厂里。但也有报道说没有。
经理的说法是， 阁楼里虽然有纸箱，却没有装电视的纸箱。而雪糕店也确实订了中文报纸，大家看完后堆成一叠，由清洁工人收取。
这个清洁工人是43岁的林嫂，她称，12月17日那天早上她在打扫安美雪糕店，包括阁楼上的工场时，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寻常，也没有看到任何与女人相关的物品。
（其实，还有报道称林嫂是第一个看见纸箱的人。12月17日那天，她一大早便来到大楼及雪糕店搞清洁，也看见兽医诊所门口那个大纸箱，但她没有多想，便进入安美雪糕店开始打扫。）
安美雪糕店每天营业到晚上10点打烊，打烊后便没有人看守。通常只有一个人值夜班，而案发当天值班的是一个名叫欧阳秉强的大陆男子。
我们先来看看欧阳炳秉强是谁。
1974年案发时欧阳28岁。他与妻子李金凤于1972年认识，1973年11月结婚，住在柴湾。两人感情很好，女儿才一岁。
1970年开始，他在观塘宏图道一间工厂里任职文员，薪资微薄。为了维持家计，1974年8月20日起，经由安美公司的会计周小姐介绍，开始在安美饮品公司的雪糕店里兼职做夜班。
欧阳的日常生活规律而单调：每天早上8点离家到观塘的工厂上班，中午休息，下午2点再上班到5点。从工厂下班后，他便直接到雪糕店上班。
欧阳供称，雪糕店的工作很多，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除了看店，他还必须管理与清理饮品机的饮品、在打烊前收拾店里、结算好账目、最后才关灯锁门。
因此，他常常会超过10点下班，但不会超过10点半。
公司经理称欧阳“颇斯文，待人礼仪彬彬”，而且工作勤奋。尽管每周都有一天的休假，但为了多挣一天的工资，欧阳从来不休假。
欧阳的妻子曾经形容丈夫性格内向，有上进心，而且很会讲道理。
后来，街坊陈伯还对媒体记者形容他“好斯文、性情温和，遇到人都会点头打招呼”，还称“佢好叻（他很棒呀），如果没有杀人，前途无可限量”。
欧阳被警方审讯时称，那天晚上和平常一样，他一个人看店，下了班便回家，下班时没有注意到是否有纸箱。
值班期间他并未离开店，也没有顾客要求借电话。总之，没有任何与平常不同的状况。
对着警方给他看的卞钰英照片，他称不认识、也没印象。
欧阳的妻子也表示，那天丈夫如往常般12点左右回到家，并无任何异状。
有时欧阳下班后到家会偕同妻子一起外出吃夜宵，但16日那天他们有没有出去吃夜宵，两个人都不记得了。
尽管这些证词看来正常，可警方却认为欧阳非常可疑。
毕竟在阁楼上找到了那么多的证物。此前警方已经在附近搜查了500多家工厂、维修厂、和电器店，却都没有找到类似的物件，所以警方推论受害者死前与雪糕店阁楼工场有接触，甚至是在这里遇害的。
警方三次提审欧阳，三次都放了他。第四次，探员申请了搜索令到欧阳家进行搜索，后逮捕了他，并将他推上审判台。
当年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总督察是在警界已任职十年，英国籍的贝利。顶着一颗大光头的他，又被称为“光头神探”。
由于这起案件极富争议，贝利也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对于他侦办此案的方式，很多人各有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