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敌方较量，也是弱国对抗强权的艰难斗争，更是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取得了全部胜利。1946年初，针对日本在二战时期发动的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远东国际军狮庭正式设立，为此拉开了历时两年东京审判的序幕。这是一场由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的审判庭，麦克阿瑟担任最高统帅。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共有25名被告被审理，419名证人出庭作证，28名日本军官被列为甲级战犯。
判决书长达几十万字，仅书面证据就多达4336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惩恶扬善的审判，实则暗含了不少罪恶，最终却只有七名日本战犯被送上断头台。这还是中国。法官据理力争，舌战群儒的结果。那么，这次审判到底有多难？中国法官们都做出了什么努力才将七名战犯成功定罪？为什么说他是不彻底的审判？
1948年12月22日，位于东京市区的潮压监狱全面戒严，门里门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不乏一言。伴随着瑟瑟寒风，被关在监狱里的七个人也好像感知到了死神的来临，气氛一片肃穆。晚饭时，只有一个人点了最后的晚餐日料，其余都食之无味。凌晨刚一过，就有一个身材矮小、嘴周却蓄满胡子的光头被押上13级刑台。随着总行刑官的一声令下，这位小个子被挂上绞刑架，绞刑机开始启动，绞绳不断往上抽动，深感呼吸困难的他开始剧烈挣扎起来，双腿不停颤抖。
九分钟后，他终于死。这个人是谁？这个秃顶小个子不是别人，正是侵华战争的最大元凶，身上托着几千万亚洲百姓性命的甲级战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对于自己制造的泯灭人性、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东条英机死到临头，仍然认为是出于自到死都没有任何道歉悔改之意。和他在同一时间行刑的还有武藤章、松井石根、土肥袁贤二三人，紧接着便是坂垣征四郎、广田宏毅、木村兵太郎三人。到23日早上七点左右，在东京审判中被判绞刑的七名战犯皆被绞死，被他们身上背负的亚洲地区几千万无辜民众的性命赎罪。除过这七个罪犯，东京审判又判处其他16名甲级战犯无期徒刑，一人有期徒刑20年一人仅为七年。
但事后有不少甲级战犯被以各种理由保释。不仅逃脱掉处罚，甚至还建起了政党，做起生意，其中就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爷爷岸信件，而东条英机等七人也是以6 : 5的微弱结果才被判处绞刑。这其中还有不少罪大恶极的罪犯逃之夭夭，丝毫没有受到惩罚。如731细菌实验部队的创始人石井四郎、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朝湘攻振燕王，以手指挥和策划发动侵华战争等亚太地区战争的裕仁天皇等等。这些罪魁祸首不仅完全没有出席东京大审判，还躲于幕后，将自己身上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
最为讽刺的是，日本对我国乃至亚太地区长达15年的侵略，干下的无数丧尽天良、罄竹难书的暴行，仅仅以七名战犯被判绞刑结束，最终作恶这依旧潇洒自在地生活。那么，为什么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
相比于对纳粹有仇必报的纽伦堡审判，号称是规模最大的东京审判结果却显得荒唐有儿戏。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1946年初，时任盟军统帅的麦克阿瑟发布了一个重要文件，即设立远东军狮庭，开始清算日本在二战中的累累罪行。
这个消息让梅汝敖等人振奋不已，也让所有被压迫、被侵略的千万万国人心里为之一震，终于可以清算小日本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想来这是包括梅汝敖等人在内的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因为在这之前的纽伦堡审判，美苏等对纳粹的每个战犯都进行了严厉且正义的审判，让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因而很多人认为东京审判也会像纽伦堡审判一样，绝不会轻易放过每一个发动参与战争的罪犯。为此，国民政府专门派梅汝敖。
哲逊等人为第一批法官代表出席东京审判的开幕。梅汝敖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委员长，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法律专业，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向哲逊检察官早年间在耶鲁大学求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当时担任江浙地区的首席检察官。在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后，两人又积极组建了一批精通国际法、英语的顾问，积极搜集整理日本在战争中的最新证据。除过我国，还有英、美、新、加、奥、法、印、飞和苏十国派出的十名法官。最终，11名法官组成了审判庭，由澳大利亚的韦伯法官担任庭长。但一开始这11人审判庭就发生严重的分歧，为此之争，当时韦伯法官以自己喜恶将我国作字直接由第二降至第三，将与他关系亲近的英国法官调到第二。这么一来，他便被英美包围，方便意识，但我国在二战中损失巨大，受到迫害最多，牺牲最大，在日本投降书也是第二个签字。
如今韦伯仅以自己的私人喜好就随意调动中国的位置，不仅是对中国的不尊重，还有在审理中方便与英美派交头接耳的意图。对此，梅汝敖强烈反对，愤而离席，表示绝对不接受韦伯的私人安排。期间，韦伯不仅几次三番两次的威胁梅汝敖，称他这样做不仅会破坏中美关系，还会惹怒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对此，梅汝敖还是寸步不让，拒不接受韦伯的私自安排，更是表示自己的政府也绝不接受这样的安排。
当时距离审判正式开始仅剩一天时间，韦伯还在刁难我国，没一会儿又以彩排为由，让梅汝敖暂时先按照第三的位置拍照，晚上再商量。没想到梅汝敖立马。就识破他的计谋，拒不答应。外面都是摄像机，即便是彩排，但只要梅汝敖往第三的位子上一坐，这件事便板上钉钉。无奈下，韦伯在和英美法官的三次商量下，最终决定按照中国第二的位置进行正式审判。这件事可大可小，看起来只是一个座位，实则表现出了西方国家当时对待我国的态度，这也为东京审判之艰难埋下了伏笔。至于这其中的多方纠葛，更是为审判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其一，这场审判由美国大包大揽，从采用的英美诉讼体系到审判庭的统帅、定罪、量刑范围等多方面都是美国一手操办。
正是出于避险，美国才任命韦伯为庭长。而在这之前，美国方面便已做好了不予起诉裕仁天皇以及日本皇室的决定，致使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逃之夭夭。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最主要是想留存力量对抗苏联，那么日本在二战时期的细菌实验便就成了他非常需要的东西，这也是731细菌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能逃过一劫的最重要原因。靠着这笔交易，美国成功拿到细菌实验的详细资料，具体负责人继续逍遥法外。而发动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朝襄公、镇燕王则因为日本皇室身份也没有被追责。
早在1945年的九月和12月，麦克阿瑟就曾下令分四次对二战中的主要战犯进行逮捕。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盟军给这些罪犯的缓冲期太长，导致很多日本罪犯趁机自杀，或是逃之夭夭，或是走美国后门，请求网开一年。裕仁天皇就是后者。虽然当时美国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对日本皇室采取行动，但澳大利亚和联合国强烈要求惩治日本皇室，特别是元凶裕仁天皇。当时的天皇是享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军政权力，根本不是现在的吉祥物。此时的裕仁天皇非常焦躁，敢做不敢当的他生怕自己被抓去审判，彻夜难眠。1945年12月，随着他的首席谋臣穆虎幸一等人被抓捕入狱，遇人的恐惧到了极点，于是他怀着忐忑心情求见了麦克阿瑟，两人促膝长谈一小时。并未公布，但不外乎此后皇室权力被架空成为吉祥物。
总之，日本皇室在美国的特意包庇下顺利脱身，而且因为遏制苏联的考虑，美国对其他战犯也并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有意包庇，这无疑是给审判带来巨大阻拦。法庭上，英美法官以证据不足等原因为很多罪大恶极的罪犯开脱，导致和纽伦堡审判截然相反的结局，即便16名被判刑无期徒刑的罪犯，也都在50年代被相继释放。除此，还有法官们对日本侵华战争时间认定不一的原因。
当时向哲勋等人在接到任命后，很快便搜集证据，他以1928年皇姑屯事件作为日本侵华的最早时间上交给远东法庭，谁知法庭在英美主导下，竟以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作为起诉标准。到1941年，日本已经在中国。屠杀侵略了整整13年，这期间，918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一桩桩、一件件恶行竟不能算在起诉时间内。可想而知，梅汝敖、像哲逊等人在当时有多无助、愤怒，他们更是昼夜不屑地查找资料、搜集证据，以一己之身在法庭顽强对抗霸道无理的强权，舌战群儒。
在这一行人顽强持久的反驳下，最终法庭接受了中国方面提交的以1928年作为起诉日本的意见，但紧接着就提出另一要求，拿出证据。此时距离1928年张作霖被暗杀已经过去整整18年，在这期间，要想寻找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最新证据难上加难。最重要的是，日本曾趁美军还没登陆时，在境内疯狂烧毁文件资料，包括侵华、侵略菲律宾海陆空等。多个军事机密文件为后续的审判造成了极大困难。那该怎么办呢？即便是日军做了大量的伪证，烧毁了大批文件，但在向哲逊等我方人员的努力下，还是找到了一些证据，包括他们从日本陆军省亲自抄录的侵略档案、外籍记者曾报道的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报纸，以及拉贝日记、松井十根亲笔签名攻打南京的资料等，这些都成为定罪量刑的强有力证据。
除此，还有约419名证人出席作证，特别是溥仪的出席，被人们揭开日本建立为满洲国的虚假阴谋。可是很快中方又遇到了难题，由于审判按照英美的诉讼体系，所以即便是日本罪犯也都配有辩护律师，且都来自美国，非常专业。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律小组不仅只有20人，且当时国民政府压根就没做什么准备。连物证、人证等资料都没有提供，指派法官前往东京，认为几个月审判就结束了，结果审判不仅持续两年七个月，中方法官面对英美阵营的刁难步履维艰，战争的元凶还逍遥法外。
当时中国还在解放战争，更是无暇顾及提供资料证据，为此只能由梅汝敖等人拼尽全力，彻夜不睡，查看各种国际法，亲笔抄写日军侵略的档案、多方人证、物证，期间还要就日军制造的大批量伪证在法庭一一驳斥，几乎一天24小时精神完全紧绷。最终，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一直混淆视听的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罪犯终于沉默，无奈接受了审判。到了量刑阶段，一开始，法庭并不打算判他们死刑，认为不符合民主与自由。但在我国，法官梅汝敖的慷慨。陈甩出证据，一一驳斥下，这七名罪犯以6 : 5的微弱优势被判绞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