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二章:《易传》前(先秦)《周易》学术
第三节:先秦《周易》学术思想上的昙花一现,即孔子的”易学”(春秋《周易》文本学术)思想
三、帛书佚文记载孔子对《周易》学术研究上的鲜明立场
孔子”老而好《易》”,才发现了《周易》不同于史巫所卜筮用之的内容思想 。这是到二千多年后,几十年前考古发现了地下资料,涉及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重要言论,也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的那些说法不虚;也证实了现代人对《论语》里孔子论《易》(《周易》)没有正确的理解。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出土了帛书《周易》与《易传》(出土的随葬纪年木牍已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说明帛书《周易》与《易传》是公元前168年做为墓主人随葬品下葬的)。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里篇目,篇幅有所不同。帛书《易传》里没有《彖》、《象》、《文言》等传内容。而今本《易传》里没有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问》、《衷》、《要》、《昭力》、《穆和》这些篇名和其中的一些内容,而有些内容却出现在今本《系辞》里。这些不见今本《易传》内容是秦汉之际《易传》的佚文。
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问》记录了孔子和学生的问答;《衷》文里的内容一部分出现到今本《系辞》下里;《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和回答学生提出关于《周易》一书性质提问;《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穆和等人向“子”问《易》的内容。
帛书里有《系辞》,但没有今本里的“大衍之数”,也没有今本里“系辞下”里的一些内容,但今本“系辞”下里所没有的内容出现在帛书《要》文里。
在出土的帛书《易传·要》篇里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学生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行为提出质疑,由此产生了对《周易》一书性质看法的一场辩论。子贡是孔子的一个重要弟子,在《论语》一书里也出现过不少子贡与孔子的对话。
我们且看帛书《要》文是如何记述孔子老而好《易》及与学生质疑其好《易》时的辩答。
帛书《要》里有这样一段话: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智)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緡行之为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贡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賜!吾告汝《易》之道□□□□□□□□,此百姓之道□□《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纣乎?’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我们再一看看这段的译文:“孔子晚年喜欢上了《周易》,在居家里便把《周易》放在席上,出门行走时便把《周易》放在袋子里。为此,弟子子贡对老师的这种痴迷有些不解,就问他:老师过去教育我们时说过:‘只有品德不好的人,才趋向于祈求神灵的保佑;只有缺乏智慧的人,才会频繁地求助于卜筮。’我以为这是很正确的。将这些话作为行为的准则,我就是按照这些去做的。老师您为什么老了却喜欢上《周易》呢?孔子说:君子的主张用以规范方正,前面详论到位,不在详而在巧,察究其《周易》重要的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义,并不在于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过。因为《尚书》多有缺损,《周易》则是完整的,而且有古圣贤的遗言。我不是安于《周易》的卜筮功用。子赣说:我听到夫子说:必于…如是,则君子已重过了。我听到夫子说:谦逊正直而行使仁义,那么人们就不迷惑了。老师您现在学习《周易》却不使用其卜筮的功用,只是喜欢其中的文辞,还倚仗它来用于指导人生,能够吗?”孔子说:这要纠正你的说法啊!赐!我告诉你,《周易》之道…而不…百姓之…《周易》也。所以《周易》对刚强的人使他知道恐惧,柔弱的人使他懂得刚强,愚蠢的人为而不妄为,惭愧的人让他的行为去掉欺诈。文王仁义,不得志而无法成功他的深谋远虑。纣王无道,文王作,避讳而辞咎,然后《周易》开始兴起。我喜欢《周易》的智慧..之..我哪里会为文王曾经屈辱地侍奉纣王而高兴呢?”子赣说:夫子也相信卜筮吗?孔子说:‘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孔子说:《周易》我撇开它的祝卜成份,我观察其中的品德仁义。幽赞于神明而通达于筮策数,明了筮策数而通达于品德,就成了史。史巫卜筮,一向如此而未变动,偏好这样就不正确。后世的人怀疑我孔丘的,或者就是因为《周易》吧!我求其德而已,我与史巫看似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却有着不同的目的地。君子有德行而求福,因而祭祀少了;有仁义而求吉祥,因此卜筮就希少了。祝巫卜筮不就放到最末的地步吗?”
《要》文里的这段话,可是反映孔子晚而好《易》(《周易》)而产生的突破性的认识上最珍贵文献资料。再一次印证了《论语》里记述孔子对《周易》性质看法的一致性。只是《论语》没有反映的如此详细及观点分明。孔子旗帜鲜明的表述了自己对《周易》学习及性质的看法,是与史巫不同。
《要》篇是《易传》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内容,体现了孔子后学者对孔子重视《周易》一书以及发现《周易》一书的真理的追记与传播。
在孔子的生活时代或《论语》编撰的时代,作为卜筮上运用的“八卦”,并结和《周易》里文辞当筮辞,这种现象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战国走向理性认识世界的时代,但早期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在学者心头的阴影不会消失。若没有对《周易》一书深入学习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难见到《周易》一书的真理所在。显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实的,好《易》达到痴迷的地步,能不发现《周易》一书里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种说法性质,才能够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自己的观点,“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多么伟大与理性的声音。表明孔子老而爱好《周易》,看似与史巫那样都一样地学习《周易》,可目地是根本不同的。从”同途而殊归”的字面意思是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可归向的地方则是不相同。 这是孔子表示自己与史巫不同的”易学”(《周易》学)立场。
孔子对《周易》一书价值的取向,完全是与史巫相背的,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一部义理之书。这是孔子幸运生活的时代,也是时代的召唤,才能造就出伟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长的气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时期里已产生了“易象”,这是在《周易》一书义理上发展出一篇“君子论”,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政治理念的形成(《论语》的君子论述很多,但“君子”论不是孔子首创的,而是《周易》一书首创)。
在《左传》一书反映了春秋后期上层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而直接引用来说理。这是发生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所以对《周易》作义理认识也并非孔子之首创,只是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这种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对《周易》本质的看法,才有了《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写照。但就这么一句话,可后封建社会后期里的儒家学者,并不认为这《易》是指《周易》的,也对司马迁《史记》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怀疑,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孔子是不会喜欢《周易》的。那些文人学者把“五十以学《易》”里的《易》作“亦”解。因帛书《易传》的出土,《要》文里孔子与学生子贡的辩论,才证明了孔子晚年喜欢上《周易》是事实。《论语》里的说法也是真对《周易》(春秋《周易》文本)一书的,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帛书《要》的考古发现,给人们认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提供了正确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从新认识《周易》一书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帛书·要》里的那一段文章,详细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贡的质疑,而产生师生两人之间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辩论。从那段对话里,看到了孔子有着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与辩论思想,体现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为当今学界里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看到眼里,并提出激烈的反对性的质问。“子贡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子贡对老师提出了尖锐的反问与批评。认为老师往日不是教导我们说“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卜筮频繁”,这一观念弟子们完全所接受了,为何老师老了反而又爱好上这被史巫用于卜筮的《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学生看到眼里,认为老师老了却爱上卜筮之书了,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子自然要对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对意见的子贡一个说法来。孔子的理由是:“君子的言语用以规范方正,前面详论到位,不在详而在巧,对《周易》重要的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义,并不在于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过。因为《尚书》多有疏漏之处,而《周易》能使人无过失,而且又有古人遗教在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
这就是“夫子”回答子贡的质问。这确实体现孔子不同于他人之处,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对《周易》一书的认识“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对“周易”的重要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并不在于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过”)。这话说的太对了,孔子若没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韦编三绝”。能有这样的认识吗?孔子研究《周易》一书,认为“有古人遗教在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孔子没有看错,这正是《周易》一书的真正内容,那里是卜筮之书。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过,就否定《周易》一书哲学性质,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而《周易》一书在子贡的眼里就因为史巫用其卜筮,就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就不再认真的去分析研究,去伪存真了。如同现在看到算卦格式《周易》,就认为《周易》是个算卦书,就不去深究《周易》的思想性,也不去深究《周易》如何变成算卦格式了。
子贡又接着质疑老师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乐其辞,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过”。总之在子贡眼里已把《周易》看成邪恶之物。史巫卜筮用,而老师乐其辞与史巫占筮虽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态度。孔子听到子贡对《周易》一书如此简单的否定态度,给予了严厉的训斥与批评。孔子在教育子贡时又进一步阐述《周易》一书的理论道理。
“子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道…,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也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这段的“子曰”里有几个缺失的文字,有学者推猜而补出来的,这几个字,可又是很关键的几个字。
这段说明了孔子认为《易》之道,非讲卜筮的。百姓的好卜筮与《易》是根本不同的。这在孔子看来“筮”与《易》并非是一回事。孔子认为《周易》是讲辩证思维道理的。《周易》具有“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的作用。《周易》一书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腊哲人认为“智慧”之书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书了。这里的“不妄”是什么意思呢?《周易》一书里本有一篇文章其题目就是《无妄》。这“妄”的含义是指不端不法之事。“无妄”就是指不干、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这“愚人为而不妄”就是“不聪明的或无知识的人学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会干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奸人学了《周易》就会去掉狡诈之心”。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讲义理的书,那里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样当作卜筮之书在用,“非《易》也”。那些用于卜筮的,是跟《周易》是两码子事。这可说孔子从根源上说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来。孔子强调百姓卜筮,不是《周易》里的东西,《周易》是讲辩证道理的,这是两回事。这可是先秦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发出最理性的声音。孔子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来,这是震古铄今的声音。可这理性的声音,最终被帝王社会的黑幕遮掩了,没有留传给后世。等到了二千多年后,人们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这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虽是对其弟子的教导,无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书是义理之书,是与史巫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孔子在对子贡讲《周易》是如何的一部书,为了证明《周易》有“古之遗言”,就与文王挂起勾来。这是史料第一次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的说法。通行本《系辞》里虽然也认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今本《系辞》里的这种说法是《易传》佚文《衷》里的说法,因《帛书》“系辞”里还没有这些说法。显然,通行本《系辞》是把佚文《衷》里的说法移了过来。但没有说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是《要》文里明确指出:“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是最早的说法了。孔子说《周易》一书是“文王作”。唯此孔子这说法,先秦没见第二人说过。后来司马迁也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认为《周易》一书是讲德义的,但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谁作《周易》的说法,虽然在孔子还是孩童时期时,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也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叹。韩宣子也只是认为《周易》与周公之德有关,没有说谁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见到《周易》里是讲德义,就无形的联想到了周文王,这在常理之中。《周易》一书是产生在西周后期,显然孔子认为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德义之说无疑是正确的,是与史巫卜筮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书《要》文记述了孔子对弟子子贡的质疑一一给于解释,为何自己现在喜欢《周易》,喜观《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里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仁义思想。但子贡还是疑惑《周易》一书,终于说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终于忍耐不着说出心中的想法,老师这么的喜欢《周易》,难道是相信了卜筮吗?在子贡的眼里,喜欢《周易》就等同于“信其筮”。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称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书。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是反对占筮的,孔子的教导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是子贡眼里认为《周易》被用来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书,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可老师现在喜欢《周易》达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责老师难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给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里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句子内容虽不好理解。但并不表明孔子自已是个信占筮者,并且还是个占筮高手,那就误解了。那是讲述为何信从占筮者的道理。
然而也正是帛书《要》文里出现“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这句话却被当今易学界里认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还是卜筮高手的证据了。
学界里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占对(或有的译:我占筮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译:就是用周梁山这种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数服从多数而已。”
这就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来是反对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们“德行王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光辉形象给推翻了。孔子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智谋的好卜之徒了吗?把孔子说成不但不反对占筮,而且自己还常常占筮。就出现在帛书《要》文里的那一句话,就要推翻《论语》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则可无大过矣”的孔子对《周易》如此的理性认识。显然靠《易传》佚文《要》里的那句话,就能证实孔子常常卜筮,这符合真实的孔子吗?这与《论语》一书所体现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离的吗?也与《论语》里记“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相背离吗?
至于《要》文里出现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是孔子在学生子贡质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来解释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为与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时,孔子用了两个内容的回答,出现了两个“子曰”,是两层意思(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第一层“子曰“意思是孔子“引用”,用“吾”(自己假若一百次占……)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信筮与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层意思“子曰”才是孔子是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才用“我”字,而不同于前一句里的“吾”字。
如《论语》里引用“不恒其德,或承之着”时也没点明出处,而紧跟的是“子曰:不占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孔子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同理《要》里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内容,也是两个层次。先是引用来说理,尔后才是孔子要阐述自己的“易学”观点。前一句“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自己的行为做法。那样认为就错了。至于那句话“用典”现没有人知道出自何处,自然对“周梁山之占”更是难以解读。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假说。在学界没有解读出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时,就下结论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准确七十次”,这就成为孔子是常占筮的证据,这种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
纵观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话。第一个“子曰”无疑是“引典”说明占卜为何出现“从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说自己占卜的经验方法。那句话是当今学界里没有正确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当”,解释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当”,是把“而”解释“有”,把“当”从古意认为的“中”。而关键这句话的“而”做何解释,应该通篇内容分析考虑孔子的思想目的。无疑这“而”字不能当“有”讲,这里的“而”应当作“连词”里的如果讲。这句话是孔子引典来说明信占卜者的道理。虽然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详出处,也不解其意。但通句并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当”行为。
这一句话的译文应是“孔子说:‘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这分明是一种假设的说法,关键语是“谨止于此罢”。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们为何信筮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是断章取义,而不连系后面句子内容综合分析(“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反而认为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实是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个“子曰”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阐述自己对“易学”的立场,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
“《易》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
再说,若按易学界里认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岂不与《要》文里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的说法相矛盾吗?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是反对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么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释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要》文里的一句话,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秩序王国。孔子认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义了,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强调要行“德”,“仁”的理念,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论语》的宗旨是一样的。这里反映的卜筮的看法,也与《论语》里“不占而已矣”的内涵相一致的。《要》文,体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与卜筮的辩证认识,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这种思想与《论语》里反映孔子对《周易》的认识是相符合的。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
孔子不但不信卜筮,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周易》从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孔子并不被卜筮之用的繇题式《周易》外在格式所迷惑,而孔子看懂了《周易》内容的义理。
孔子在对《周易》一书的论述,无疑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没能正确理解,而曲解孔子,应当彻底的纠正。否则一次次,轰动中外,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那就适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
如“竹书《周易》的发现,被研究竹书《周易》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见“楚竹书《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 2006年版)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以“竹书《周易》”的发现,就认为“九·六”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竹书《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场购回的,没有考古出处。且不说其伪。就算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之说了。而“九·六”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的称法,故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之称。我们认为“九·六”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
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逆)”。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把“川”理解为“坤”卦解释。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以及竹简的真伪还在争论中(因竹简是从海外古玩市场上购回的,并没有出处),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卜筮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是老而喜好上了《周易》,虽然已发现了《周易》一书里的德、义思想,可也曾感叹时间上来不及对《周易》彻底弄明白。弄明白什么呢?自然是一部有古圣贤者的话,又是讲德义思想的书,为何落到史巫者用于卜筮呢?当然孔子没有时间弄明白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历史成因,也不知道《周易》所用那套符号何时产生,又如何被史巫衍生为卜筮工具。面对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局面,孔子只能认为“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而已。
由此也已然表明孔子的伟大与理性。在先秦唯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旗帜鲜明的表述《周易》是讲“德、义”之书,并理性的向世人宣言:“吾与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无疑孔子的目的是想把《周易》从史巫手里纠正过来,并致力于恢复《周易》里的本来思想。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也会懂清楚史巫为何错把《周易》当卜筮而用的历史成因。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
也正如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易传·要》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说孔子常常占筮,还是占筮高手,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巫术占卜算命迷信上的复兴,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
不但现在人因考古上发现的资料,而不能正确释解,错把孔子说成占筮者,还是占筮高手,无疑是对伟大孔子的亵渎。而且在后封建时代为了神道设教,在非儒门的杂书里及伪书里同样把孔子说成是占筮者,显然与真实的孔子不相符。
综上而述,虽史巫用于算卦格式的春秋《周易》文本算卦,而孔子与史巫不同,却从中看到了义理内容。这种形式虽是史巫用于算卦,而内容明眼人一看与算卦能沾边吗?根本不是讲财运、寿夭、疾病、天下雨否等事情,而是讲君子的治国方略。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并看出了门道,发现了《周易》里的“德、义”思想,才发出警世之言,”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虽然孔子学《周易》从中看到的是德义思想,并不像史巫那样是用于卜筮,但遗憾的是孔子晚年好《易》,没有了对春秋《周易》文本的研究时间,才有《史记》记载的那种遗憾:“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假若再给我数年时间,像这样,我对于《周易》从文辞到义理就可以全部掌握了)。更可况那时也没有考古学,孔子也没能把史巫如何用有“德义”思想的《周易》去卜筮的事情弄明白。当然不明白原创《周易》所用符号的历史演变和原创《周易》被篡改的历史成因,只是认为”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可就连这点理性的思想,被帝制所不容,而无情的掩埋在地下。而在前后封建的《周易》学术上,唯孔子的《周易》学术研究是一面光辉理性的旗帜,可叹历史上只是个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