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第四期《考古学报》上，张政良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此文里写道：“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据与探寻易卦起源地的问题”。（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第23页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一版）
对于张政烺的这段说法，能否认为就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释读出的说法吗？虽然张政烺说这段话时，并没有附录图片，也没有提及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得出的“易卦刻文”。但通过张政烺的这段话里的“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种说法，说明张政烺是从出土的两种东西上，即“骨角柶和鹿角枝”上看出有八个“易卦刻文”，张政烺所提及的了“鹿角枝”，无疑就是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因为张政烺接着说“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个举例，说明他只举例了所谓两个的“易卦刻文”（他认为的有八个“易卦刻文”），而正是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在张政烺看来刚好是他所认为的“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两卦符号。那么，有人会问，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刻纹，张政烺如何能看出是两个“易卦刻纹”（即易卦符号）呢？兴许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以外的鹿角枝上看到的易卦刻文，才举例出“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两卦数字符号吧？确实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无论如何是联系不上“易卦”里的“遁”与“归妹”，也联系不到数目字上。可张政烺就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联想到是“易卦”里的“遁”与“归妹”的‘数字’符号（即张政烺所说的“数字卦”就是“易卦”的早期卦符号）。有人又会提出疑问，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无论如何来看，也有几十个刻纹，本身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出现的是刻划的线条，既然称“刻纹”，如何能认为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出是两个“数字卦”，即“易卦刻文”呢？确实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来看，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是十二个数字，更联想不到《周易》里的“遁”与“归妹”里的符号。可张政烺先生就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成的是十二个数字组合，十二个数字一分为二就联想到了“易卦”里的两卦来。为何说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出他认为的既是“易卦刻文”，又是“数字”呢？我们通过照片，已知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是有平行线和八字线这两种刻纹（或称“刻线”）的组合，但每一种形状的刻纹是并列为多条，或是四条、五条、六条并列在一起组成出不同的条块图案。若是按不同条块来分，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清晰可见的有十一个条块。我们也已知这个麋鹿角枝是个残缺的东西，若是按麋鹿角枝上的线条条块组合规则来看，这只麋鹿角枝两头还有刻纹组合，而从麋鹿角枝照片的大头来看残缺处的刻纹组合不明显，而从麋鹿角枝照片的小头来看还能看到有平行刻纹。这样从这只麋鹿角枝上就能看到有十二组刻纹组合，若从这只麋鹿角枝的大头的线条条块组合开始计算，第一组刻纹组合，我们不借着仪器来看，隐约的是有三条刻纹并列为一组；第二组并列的刻纹显然要比第一组并列的刻纹数多，是四条或五条并列在一起，根据肉眼的看法就不同了；第三组并列刻纹，通过肉眼来看似乎是三条并列在一起；以下排列的刻纹组合以肉眼来看，也是多少不等。由此推知张政烺就是通过这只麋鹿角枝十二组刻纹组合，并计算出每个组合里的刻纹数，就变成了数字几。如从麋鹿角枝的大头看第一组刻纹的组合，可能被张先生看成有三个刻线并列在一起，张先生就把这并列的三条刻纹释解为数字“三”了，所以张先生就以此类推地把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并列组合，一组一组的释解成一个一个数目字来。这就是他的“三五三三六四”和“六二三五三一”的来历。读者也不妨通过照片里的麋鹿角枝上的刻纹，从大头的一组刻纹并列组合计算一下是几，并依此按组合的条块通过肉眼来计算一下每个条块的并列刻纹之数是几条，也转化为数目字几，同样也能得出十二个数字来。人们会问，难道张政烺就是这样的从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解读出的“数字卦”么？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本身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所出现的一个图案组合的刻纹之数，正如《青墩麋鹿角刻纹易卦筮数“om/38_38197/12517853.html?t=20220427174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