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杭州通判一职，苏轼私底下也在盘算，只要能离开死气沉沉的衙门，离开王安石当局的职权范围就行。何况，杭州也是一个好似天堂的所在。
诏命下达后，苏轼一家开始准备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阳县，古时又称陈州，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气凉爽后在动身前去杭州赴任。
苏辙此时正在陈州当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谓“叫兽”，而是地方教育机关的管理人员。
虽然说宋代对官吏赴任的时限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常的权力交接，规定诸府诸路的到任时限，逾期违限将会被惩罚。诸位官员，限满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为了防止官员假借生病拖延赴任，还专门制定了监督机制。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朝廷对此的执行力度却没有那么的严格。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各种文本中看到，如欧阳修、陆游等官员的赴任时间远远地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能依旧从容悠闲地走亲访友、观山游景。
所以说，苏轼决定现在到陈州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还是有着先例或是理论基础的。
至于此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苏轼请求外任时，根本无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个地方，只能是听任朝廷的统一安排。宋神宗刚开始是准备让苏轼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书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苏轼不会好好地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书省的意见是苏轼出任颍州（今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通判，可拟奏递上去后，朝廷批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与知州一个级别，只是在人事关系上处于二把手的角色。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让苏轼拥有实权罢了，这一点苏轼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内外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正合苏轼的心意。也就是这一决定，使得杭州西湖与苏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弟弟苏辙了，苏轼心中一阵喜悦。苏辙到陈州出任学官以来，所有的情况自己也是仅从苏辙的两首诗《初到陈州》中了解到的，“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
而苏轼觉得在京师这三年，自己过的也是浑浑噩噩，“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这是一种轮回，人在将要离开某地时或者人将要离开人世之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据说，很多垂暮之人在弥留之际，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自己处在襁褓里的情景。离开蜀地家乡已经三年，苏轼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苏辙听的，家乡的杉树及松树都还长得好吗？
离开京师前，苏轼还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为苏轼在朋友家里的屏风上又看到了文同画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处，诗不离口，竹不离手。来到京师不到一年，就自请还乡任职。而表哥那严肃冷峻得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表情，也随着表哥的离开而不能见到了。因此，我苏轼只要是望竹兴叹了！
宝月大师惟简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所幸，这几日蜀地两位青年人：青神县老乡蔡褒（字子华），还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从成都来到京师，带来的了宝月大师的信件。
蔡褒，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而这位史厚同志，是苏轼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苏洵指责为害死了苏轼姐姐苏八娘，因此两家目前还是不上门的。但是，苏轼因为天生豁达，又因为这位史厚秀才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节，因此说还是以礼相待的。
两位老乡给苏轼带来了宝月大师的书信，信中说得知宝月大师如今身体康健，一切平安。苏轼欣喜之余，给宝月大师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无非是请求外任的事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不日将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职。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团聚一段时间，计划到九月天气凉爽下来之后才动身赴杭州任。
动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丰、上高等市县地）人刘恕要回家乡出任监南康军酒，苏轼写诗送之。
这位刘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时也是一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与苏轼兄弟同是一条战线上战友。其父名刘涣，字凝之，欧阳修的同学（同科进士），初为颍上令，后因刚直不屈，弃官而去，归隐庐山三十余年。
就是这样一位官二代，笃好史学，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座上不翻书即可对答如流。以至于司马光老先生在编写《资治通鉴》之时，英宗让司马老先生挑选人才，司马公对英宗说，我们的馆阁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专精史学者，我就选刘恕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