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前进方向在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意志上,掌握在国家统治者的手里。
能够归束国家机器，最重要的就是在行政制度上。
其中，人力尚有不足之处,但是，一个完整、不,只要一个相对而言较为完整的法制已经就已经足以规避大部分问题，剩下少部分则可以作为特例，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唐代也提倡“以法治国”的,在总结了以往行政立法的经验，制定了有名的《唐六典》以及其他行政法律规范，使我国古代的行政法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如《唐律疏议·序》所说：“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1]】
……
后辈声音不许不缓。
观众们也是耐心十足。
实际上先前在讲解前面朝代的时候,已经为此时唐的出现做了十足的铺垫，几乎每个朝代都要跟唐朝作对比。种种对比之下,观众们对这个‘传说中的大唐’好奇心更是愈加旺盛。乃至于现在所有人都在期待唐朝能带来的惊喜。
……
【首先是最重要的三省六部制，这是我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始于隋朝五省六曹制，确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此后一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沿袭未改。
而唐代的三省六部制，既是以往的总结，也是在前人基础上次有所创新，从而带来新发展。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其中中书、门下省是天子之下最高的行政立法与审核机构。唐太宗对于门下、中书二省的职能作过明确的说明：“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这里说的就是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立法程序。】
【而除此之外，唐代在中央还设有“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舻、司农、太府寺）、五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五监）等高级官僚。
其中三师、三公地位超然，“三师训导之官也”，“三公论道之官也”，“但存名位耳”，“皆不视事”。而九寺的职能与秦汉以来的九卿相同，但在唐朝的时候因为有三省六部制的存在，六部权力增大的时候，那么掌管同一领域、同等级的九寺的权力便有所下降。五监的处境同九寺一般无二，在六部的压制下权力下降。】
【另外，唐朝在监察上，在监察制度和监察官官职上也有所发展。在秦汉时，监察机构的最高官员御史大夫还兼职其他军政要务，汉代的御史大夫还有过出征参与攻打匈奴的先例。
但是到唐代，有关监察的体系，已经完善了职责许多，更不会出现那种‘一人多用’的情况。在唐时，中央已经设置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以御史中丞二人为辅佐，又下设台院、察院、殿院等三院。
在地方的监管上也有所创新。自太宗始，以“道”为监察区，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叫巡按史）。监察御史品位不高，但权力很大。同其他台的御史一样，都是皇帝的“耳目之官”，代表皇帝行使行政监察与司法监督的重要权能。
这一系列举措从而完善了从封建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监察与司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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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以上不难看出，从三省六部制的行政立法、到执行的官员们、在到监察机构，这三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这些机构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对于巩固封建君主□□制度，强化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后世王朝也产生了重大影响。】[2]
【另外，在行政法律整体上上，当代学者评价总体都很高。
唐代行政法规较先前更具有完备性，因为涉及范围很广，可以为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法律依据。《唐律疏议》的《职制律》以及《大唐六典》等相关内容构成了唐代行政法规的完整性系统性。
甚至不仅如此，唐代行政法规已经成熟性与定型化。那时的法律结构已经相当严整，而且确定程度很高。它们明确地在文本里指出，哪些是国家允许的，哪些是禁止的，哪些要受到制裁的。
不过，唐代庞大的行政机构，并非都是按照当时的行政法规而设立的，其中有不少只是皇帝因临时需要而增设的。这样变动无伤大雅，因为比较完善的唐代行政法规，在此之上，各级官吏，哪怕是增设的那些官吏也可以在相应的行政法律规范下作为自己组织活动的依据。[4]
一切井井有条。
法制的完善，在唐朝，在稳定社会上，可以说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
……
秦。
谁都没想到三公九卿制度到唐时居然还会有影子存在。还会再听到‘三公’‘九卿’。不过这些里面的官职，相较于他们大秦，已经变化了太多了。
李斯与张苍这些对法制熟悉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反应过来，尔后才渐渐有些明悟。
……
汉。
众人埋头苦记。
刘彻正在思索。
御史大夫在大汉的权利确实是超过秦。相对于秦朝，在大汉官员职能变化最大的当属御史大夫了，汉文帝时下诏：“制诏御史，其除肉刑。”从此，御史大夫成为全国最高的监察官。[3]
他们大汉也就算了，子孙后辈们沿用本朝祖宗传下来的制度不是新鲜事，但是谁会想哪怕到后世的被称作盛世的唐，最高监察官居然还是御史大夫。
而且相比他们这么粗糙简易的任命，唐朝的监察上有自己的机构、自己的制度、也有自己的防范。唐朝时相关制度和其他官员分了不少原本属于御史大夫的权利，分权，可以很好遏制权利的膨胀，这是想要用人又得防范遏制臣下野心最简单的办法了。
这种做法可以借鉴。
刘彻心里对丞相一直是忌
惮的。
丞相权位太重，威胁了皇权，作为皇帝的他对此怎么可能放心得下。
但是想要分权的话，还得要人来顶上。一个不行，就两个。分权简单，只不过其中的难点其中关键在于……哪里找那么多人来？
难！
刘彻怎么不眼馋他李世民手下的济济人才！
毕竟，相比大汉，唐朝的官员多，可用的人也多。不像他们大汉啊，想要的人才都不够用。
当然，缺少人才这种事，不只是他们大汉。自古如今，都是求贤若渴。连嬴政统一六国之后，也是苦于没有人用。
实在纳闷，唐到底哪儿来这么多的可用人才？
实在不懂。但是想来其中缘由，与那科举制定然是分不开的！
……
【在选官制度上，唐朝实行的是科举制度。
先前说隋的时候曾经提过，它在魏晋南北朝时诞生，但是没有适合自己发展的水土。直到隋朝时期，科举才有了发展。而到唐时，科举制自然更进一步。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提出了“每年十月”赴朝廷应试的定期，明确了州、县地方预试，即相当于后世“乡试”的办法，而且不必像隋代那样必须官府举荐。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朝的诏书明确了士人可以“投碟自应”，下层寒士得不到举荐者“亦听自举”，“洁己登朝，无嫌自进”，自此正式确定了士人“自举”、“自进”的制度。
唐代有了每年定期考试的制度，同时也保留临时下诏考试的办法，即所谓“制科”。“制”之意义与“诏”相同，即皇帝之令。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则称为“常科”。[5]
唐高祖武德五年的诏令标志着以自应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度的诞生。】
【到太宗时，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UP主一开始就提过，唐律离不开‘礼、法’二字。
唐初统治者将礼、法融为一体，制定了“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的唐代法律制度。而唐代行政法规，特别是在选任官吏的规定上，同样深谙影响。
唐太宗说：“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这说明唐初统治者是把“忠”“孝”这些封建礼教的中心环节作为选官的标准。
唐代的明经考试，着重考核儒家经典，进士考试则重点在于诗赋。考中以后，还须经过吏部的考试，才能正式任命为官。唐代皇帝往往临时定立科目，以考察选任官吏。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这同两科的考试内容有关，
“明经”科虽然有所着重，但是不全考十多部儒家经典，而是分为明一经、两经、三经、五经四个级别，其中，里面还包括《老子》。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规定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
而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唐高宗时，为进士科加试帖经、杂文，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
【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唐代制科科目多达一百多个，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等。应制科试者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科举及第者，现任或罢任官员也可参加。】[6]
……
众人哗然。
五花八门的选拔人才，后世真是教人开眼。
……
唯有唐朝诸位有些傻眼。
“……为什么这中间有个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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