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的四月，伏阳县新来的胡知事，带着县署签发的任命状来到了三家营。
见了穿衣打扮都很新派的胡知事，郭修安赶紧跪拜。
胡知事边阻止边说：“现在是民国了，大清那一套不兴（过时）了！”
寒暄完毕，胡知事对郭修安说：
”民国没有皇帝了，但有总统！
以后全国上下，都听京城的袁大总统发号施令。
新朝要有新气象，县衙以后改称县知事公署，知县老爷改叫县知事！
大清朝虽然亡国了，但以前搞的“新政自治”还是不错的；
袁大总统让保留下去，继续搞“民国自治！
伏阳县原来划定的，东西南北四个乡也不变；
您这个前清的东乡乡董，以后还是民国的东乡乡董！“
郭修安问皇帝没有了，皇粮还要不要缴？
胡知县说：“自古农民缴皇粮，商贾缴国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民国没有皇帝但有大总统，以后皇粮折合成银元，按国税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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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修安又问民国禁不禁大烟。
胡知县的脸色，便开始不好看了。
他小声对郭修安说：
“郭乡董，前清这帮老古董太败家，
把户部的银子都赔给了洋人，留个烂摊子给袁大总统。
现在民国刚成立，哪里都要用钱补窟窿！
大烟肯定是要禁的，但不是现在立马就禁！”
胡知事话锋一转又说：
“民国、民国，是要讲民主的嘛！
有人想吸，那就要有人种！
官府不支持老百姓吸大烟，但眼目前也没明令禁止的！
上面想了个两全其美的禁烟法子——征税：
以后不论种大烟、贩大烟、还是吸大烟，都要课以重税！
吸的起大烟的人，都不缺银元，吸的越多缴的税银就越多！
等到大家都吸不起了，大烟自然就禁了，国库也就充盈了！”
郭修安说：“穷人也有吸大烟的！
烟瘾犯了个个六亲不认，踢田卖房、卖儿卖女的也不是没有！
征税这个法子不管用！”
胡知事不高兴了：“重疴要用猛药，治世需用重典！
这是上面的意思，咱们就不要掰证了！
我这次来东乡，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办！”
郭修安问什么要紧事。
胡知事说：”大清朝是皇权不下县！
县下的一切事情，都要依靠宗族的村规伦理来自治。
遇到像郭修安这样的贤达族长，那是国之幸民之福；
但遇到族霸劣绅，那么乡下就乱了套！
如今民国了，国家就改制了！
县知事公署下面正式设乡董、村里设村正，这都是大总统正式任命的正式官员！
大家有了名分，更要为国分忧、为民纾难！“
郭修安说大总统想的真周到。
胡知事接着说：”乡村里有了官儿，
第一件事就是丈量土地、统计人户，完善花户账册！“
胡知事说大清自康熙朝开始，就定下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国策；
雍正朝开始‘摊丁入亩’，固定下了田赋总额。
但旗人和有了功名的人，名下的田地一个子都不征，
全都‘飞洒’到普通老百姓身上，真是岂有此理！
现在民国来了，万民平等！
不管是旗人还是汉人，官绅还是百姓，
就连族里的公地，寺庙的香火地，
都要丈量厘清、登记造册，只要耕种就要纳税！
郭修安说：“自古‘皇粮国税，不缴有罪’！
丈地补册，纳税完粮倒没什么，
只是这‘不禁烟土’的规矩，跟村规民约不合！
这个东乡的乡董，胡大人还是另请高明吧！”
胡知事以前是一个没有考下功名的贡生，他在前清做了半辈子不入流的县吏，
对前朝的吏治和赋税，可谓了然于心。
没来东乡之前，胡知事把郭家的祖宗八代全查了一遍，
竟没有找到可以当众拿出来，敲打郭修安的东西！
胡知事原以为，郭修安会在恢复征收郭家田赋的事情上，跟他死命的纠缠；
却没想到郭修安会在禁烟的事情上，直接撂了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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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面子都没给他这个刚刚上任的县知事！
胡知事想了半天，最后对郭修安说：
“丈量烟地、征收烟税的事情，你就交给底下的约正去办吧！
每年东乡征收的大烟税，公所跟县知事公署四六分成，
四成留下来建乡董公干的乡公所和新式学校，直到建成为止！
乡公所和东乡第一所小学，就建在三家营村后！
郭乡董您看这样办，中不中？”
关于清朝的田赋，胡知事说的一点也没错。
从雍正朝开始，三家营的地粮，就根据全营登记在册的田地总亩数，
按照每五十亩纳一两官银的赋额，固定了下来；
每年官衙随田赋加征的火耗、柜书纸张饭食和办公平馀，
虽不相同但也变化不大，每两赋额也就加征两三百文钱。
东乡每年的田赋，按照上、下两忙征收。
上忙从农历二月二开始，到四月十五为止，征收应纳赋税的一半；
下忙则是从八月初二开始，到十月十五征收另一半。
所以每年二月二和八月初二这天，县衙的户房就把“征粮红簿”，
送到各村乡地的手上后，在城门口和村镇的显眼处，
张贴盖着打印的纳粮告示，命令“阖邑绅民并乡地花户人等”，即刻赴县衙“自封投柜”。
征粮红簿就是需要纳赋的花户（在册的有地农户），应纳税粮的账册。
乡地，就是每个村寨负责催征田粮的管事之人，
——大多也是家底丰厚财东乡绅担任。
而自封投柜，就是要求花户亲自到县衙，缴税完粮。
“自封投柜”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县府为了防止负责征粮的衙役，
借田赋之名敲诈勒索花户而中饱私囊，让老百姓自己到县衙完粮纳税。
但实际上，不管是对应征的花户，还是县衙的户房来讲，
“自封投柜”都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自从朝廷摊丁入亩，免除人头税后，乡村的人口翻了一番；
人丁多了是非多，分家裂户是必然，
家里只有十数八亩的花户，比比皆是。
这些目不识丁的花户，花上一两天时间，
搭上食宿花销，亲自到县衙缴纳几百文的田赋，
想想都是一件及其不划算的事情！
再说了，让全县数以万计的花户，都去县衙里完税，
县衙早就被挤塌不说，户房屈指可数的账房先生，
估计要全部累死，也征不齐每年的田赋税银。
所以让各个村寨的花户，自行选定他们信得过的“乡地”，
将每年应征花户的田赋税款，代收完毕后再统一缴到县衙，
才是最为可行的完税方式。
这就是被官府默许的，田赋征收“包收垫款”制。
乡地“包收垫款”，就是在每年上忙和下忙截止的日子，
各村的“乡地”，都会将本村在册花户的应纳税款收缴后，
代表花户赴县衙“自封投柜”完粮纳税。
如果有些花户实在缴不上赋税，乡地就要为其先设法垫付，
欠款的花户由族长作保，与乡地约定还款的数额、期限和方式，
实在还不上的帮工作佣，也未尝不可。
这种走了样的“自封投柜”，不但让花户省时省力省钱，
村寨的族长们，也免了许多被衙役催征敲诈之扰，
县衙既能按时完成赋税征收，又省去了账款收拢核对的烦扰，
而作为乡地虽然垫了欠款，也多了些花户或多或少的跑腿钱，
也算得上各方皆大欢喜的事情。
在正常年景下，这种看似难以理解的，
官府有限度的制度管控，和乡村有空间的自我治理，
加上富人和贫民在人丁和钱财上的互相依赖，
共同维持着这看似水火不容，实则守望相助的乡村平稳局面。
这也是对“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这句乡村俗语最好的诠释！
除了包收垫款的乡地，跟田赋相关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村寨的社书。
社书都是识文断字之人，负责本村或者几个村寨里，编制和更改在册的田赋。
每年腊月底，社书都要把他所管辖的村寨里，
本年中变更的田地和户册更正完毕，然后交到县衙的户房，更新来年钱粮推收和税册更定。
因此，社书是最了解乡村的那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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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他们最清楚村寨里，每块田产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
因为在田产买卖签契交割的时候，卖家即使不找中人，
也要把社书请到场——没有人愿意对已经踢卖的田地，来年继续承担赋税的！
三家营的社书只有一个，就是子承父业的白郎中。
几十年来，白郎中再也没有在田册管理上，做过“瞎事儿”，
便彻底将“白瞎子”的称号，甩进了伏桐河。
但三家营的乡地却不止一个，李姓和郭姓各有一个。
自从韩皮匠买下李长盛抛卖的田地后，韩皮匠变成了韩姓人的第一个乡地。
李家在营里田地最多，李太栓在世的时候，
虽然他只承担李氏一族的包收垫款，但也基本上不收欠税族人的利息。
但自从李长盛做乡地后，便开始有了垫款利息的做法。
除了李家外，三家营里再没有超过两犋牛田产的大财东。
郭修平有了功名之后，官府便强制把豁免了的郭家赋税，飞洒到营里其他花户头上；
郭敬祖便在全族公议后，每年用祠堂公地的租粮，
垫付了一半的田赋，乡地一职也交给族人担任。
郭家卖了祖田后，这个规矩也没有改，
祠堂公产垫支田赋税款的做法，便一直就延续了下来。
人人心里都有杆秤！
郭家和李家在三家营老百姓心中的分量，老百姓嘴上不说心里都掂量的出来。
郭修安最后还是接受了东乡乡董的任命。
三家营原来的三个乡地李长盛、韩皮匠，还有郭敬裕的儿子郭修顺，也被正式任命为村正。
郭修安把胡知事安排的差事，交给了三个村正去办；
他自己便开始筹划，乡公所和三家营新式小学的建设。
第二年上忙结束的时候，三个村正利利索索的把收上来的田赋烟税，交到郭修安手上。
郭修安看了看账册，皱着眉头问：”你们是不是暗地里加了码？“
李长盛摇摇头说：“今年的田赋是罗圈腿加外八字走路——里外都拐！”
郭修安问咋个里外拐法。
李长盛说：“先说里拐：前清的田赋是按照银两算的，
民国的田赋是按照大洋算的，一两银子兑一块半大洋；
老百姓没银子没大洋，只能缴铜钱；
但今年铜钱又贱了，四千文铜钱才兑一两银子，吃亏的还是咱老百姓！”
韩皮匠问那外拐是什么。
李长盛说：“以前一两田赋满打满算，也就缴一两三分银子。
今年开始，一两田赋要征两块三个大洋，
外加两毛的差徭，比去年涨了两成多！
这就是外拐！”
郭修安根据李长盛说的，又核对了一遍钱账，他发现还是多了不少税钱。
李长盛说：“官府不禁烟，老百姓感恩戴德都主动缴烟税，剩下的就是加征的烟税……”
韩皮匠赶紧继续岔开话：
“建了新学校，韩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去念书了？”
郭修安说：“咱们建好了学校，县里就派先生来；
只要是东乡的娃娃都可以来读书，女娃娃愿意来的也能读！”
李长盛问女娃娃读书是不是乱了纲常。
郭修安说：“跟县署不禁烟相比，女娃娃读书不算乱纲常！”
李长盛又说这么多税钱，放在三家营里不安全，要赶紧缴到县上。
等郭修安清点好账目，李长盛又说：
“要是没有县署的胡知事，咱也没有这么多大洋建学校、盖公所，
是不是要单独给胡知事，表示一下咱儿的心意？”
郭修安看了看韩皮匠，韩皮匠说多少是个意思也好。
郭修安从四成的钱堆里拔出几吊钱问：“够吗？”
李长盛和韩皮匠赶紧说：“足多不少！”
郭修安说：“你俩现在就一起去县里缴！”
李长盛和韩皮匠到了县知事公署，直接把税捐交到了胡知事手里。
胡知事：“郭乡董真不愧是伏阳县最有名望的乡贤，
这么快就收齐了不说，还多缴了这么多？”
李长盛说：“胡大人，郭乡董忙着准备盖乡公所，派我们两个三家营的村正来交差。
郭乡董说，大人您为三家营积德行善，辛苦的很！
以后日子长着呢，这次我们就少留一点，剩下的都给大人您送过来了。
我们就不去门房交差了，你给我们回个字就行！”
胡知事心花怒放的连连点头：
“东乡有你们几位贤达主事，我就放心了！
税课那边也是自己人，这就叫进来给你们立个字据凭证！
民国了嘛，咱们更要照章办事！”
交了差出了公署的大门，韩皮匠对李长盛说：
“三家营人人都说我是‘活屁股蛋儿’，我看你李村正的屁股，都活到**儿里去了！”
李长盛不气也不恼，他晃了晃口袋里那几吊钱，对韩皮匠说：
“我今天高兴，就随你耍嘴皮子！
你要是再骂我，这些钱就没你的份了！”
韩皮匠问为啥没把这些钱给胡知事。
李长盛说：“拿这几吊钱敬奉县老爷，我不是找骂吗？”
李长盛把钱串分一半给韩皮匠，然后说：
“县老爷吃肉，村老爷喝汤！这就是当官的好处！”
李长盛和韩皮匠进城交差，郭修安便一声不吭的回了家。
郭白氏说族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都在问收完秋让不让种大烟。
郭修安没好气的说：
“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烟税都交了还来问我干啥？”
郭白氏叹气说：“问问你，那也只是给你这个族长个面子！
知事老爷都说都不禁了，你还禁得住？”
